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德国总理府，一场旨为外国移民融入德国而举行的表彰典礼正在举行，17岁的巴班走向讲台，代表新一代移民发言，他出生在德国的马堡，父母是伊拉克人，巴班的德语非常标准，没有任何外国人口音：“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德国努力工作，但是2个星期前，他却被遣返回国了。德国一点都不好。 ”

　　台下一片寂静，旁边的德国移民局官员一脸尴尬，笑容僵硬。对于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尽管出生于斯，但德国对他们来说，依然是一块陌生的土地。2011年，德国与土耳其签署劳工协议50周年，德国举行一系列活动，宣传外来移民融入政策的成功，但巴班简单的几句话，却揭示了皇帝新装背后尴尬的现实，第一批外来劳工移民的后代，在融入德国社会的道路上依然艰难受阻。

　　劳工后代成无根一族

　　“土人”，是欧洲华人圈对土耳其人的俗称。在欧洲各大城市的街头巷尾，土耳其人经营的杂货店、小吃店、水果摊和自由市场比比皆是，俨然成为欧洲低层次经济生活的主流。德国南部的曼海姆，虽然没有完整的“土耳其城”，但原本只有几条街的“土人店”，近几年不断扩展蚕食，几乎占据了曼海姆市中心的主要地段。在这里，你可以吃到最正宗的土耳其肉夹馍，羊杂汤的香味，和着悠扬的阿拉伯音乐，仿佛置身伊斯坦布尔街头。

　　二战结束后，饱受战火蹂躏的德国本土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逐渐起步的联邦德国吸引部分土耳其劳工前来打工。德国需要大批廉价的外籍劳工推动战后经济复苏，土耳其政府也急需劳务派遣赚回的德国马克支撑国内经济。 1961年，联邦德国与土耳其正式签署劳务输出协议，从土耳其引入“客籍劳工”，用工2年。

　　1964年，由于2年轮换制不利于技能培养和用工连续性，在德国公司的压力下，2年用工期限被废除。土耳其劳工从而可以合法地长期居留德国。 1973年，德土两国的劳务输出协议终止。

　　据德国移民档案馆统计，从1961年到1973年，有266万土耳其人到德国打工，其中约一半人在工作合同期满后滞留在德国，并携家带口，长期定居。目前在德国的土耳其人约有250万人，是德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

　　几十年后，这些工作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却成了无根的一族。虽然出生德国，说流利的德语，却与周边社区格格不入，而中东故土，除了饮食、宗教和文化上的传承仍有意义之外，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归属感。

　　据统计，德国境内有外国移民血统的年轻人中，近三分之一没有任何职业技能，其中，土耳其移民后代中，缺乏职业技能的人更是高达57%。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奉行多年的文化多元主义和促进种族融合的政策，正面临失败和崩溃的危险。她说：“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有点自欺欺人。我们总以为，"他们不会留下来，总有一天他们会走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建立多元文化社会，各族裔人和谐共处，这一努力已彻底失败。 ”默克尔强调，外来移民首先必须学好德语，才能在学校接受教育，更好地融入社会。

　　不知道如何适应社会

　　30岁的布达科里出生在柏林，父母来自土耳其，但布达科里是德国国籍。上个世纪70年代，他的父亲从土耳其亚美尼亚边境的一个小镇来到德国的克鲁兹堡，在西门子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是个生产装配线上的工人。一家人住在一个三居室的房子里，条件应该比土耳其好很多，但布达科里回忆说，父亲下班回家，要么倒头睡觉，要么就是喝得酩酊大醉后打老婆孩子，父母从来不知道教育下一代如何在德国生存，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样适应这个社会。

　　据德国精神卫生协会统计，有移民背景的孩子，比德国本土的同龄人更容易发生行为失常。联邦移民和难民署统计，在德国38岁至60岁的土耳其移民中，五分之四的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25%的人甚至只读了5年书。即使教育程度较高的移民后代，在找工作时面临的困难也一般比德国人大，北莱茵威斯法尼亚州，外来移民后代中，9.1%的高中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德国人中，这一比例只有2.6%。

　　布达科里走在克鲁兹堡的街头，旁边是一家家土耳其烤肉店、发廊，路上，几个朋友过来打招呼，他们来自土耳其、黎巴嫩和阿尔巴尼亚，混迹于这片街区，布达科里在年轻人圈子里也算小有名气。 11岁时，他就加入了柏林的一个名叫“暴踢兄弟”的帮会，整天在街头无所事事地瞎混，到处涂鸦，敲诈杂货店。他经常逃课，因为觉得老师总在羞辱他。布达科里小小年纪就是监狱常客，15次因盗窃和勒索罪进班房。换了6所学校，直到最后当地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接收他，布达科里只能彻底沦落街头。

　　城市空心化问题严重

　　在德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同于经济模式的外围转移，由于种族和移民问题造成的城市空心化问题日趋严重，市中心，由于“土人”的涌入，治安形势恶化，房地产价格迅速下跌，大量富有的德国中产阶级搬到郊区。

　　德国社会学家劳福·塞兰以他居住的杜伊斯堡为范本，系统研究了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城市空心化和种族“飞地”的形成。由于钢铁业发达，杜伊斯堡的霍夫菲尔德区曾经是中产阶级的样本小区，干净热闹而不失优雅。但从60年代开始，许多中产人士开始搬往更加安静悠闲的郊区，房屋租金逐年下跌，吸引了大批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外籍劳工入住。随着煤炭资源消耗殆尽，钢铁业陷入衰退，外籍劳工失业率迅速上升。 90年代初，霍夫菲尔德区内出现第二波移民潮，大量战争难民和德国少数族裔涌入，使这一地区从工人阶级社会彻底沦为外来移民失业人群的聚居区。

　　塞兰将这一现象称为 “族裔殖民地”，对新移民来说，城市中的“族裔殖民地”非常重要，因为它缓解了文化冲突，为新移民提供了文化缓冲。但是，另一方面，长期的隔离，也让新移民失去了与外界主流社会群体的沟通，造成外来移民信息闭塞，文化上拒绝融入。

　　德国各界对于外来移民，特别是土耳其移民的争论，在2011年因一本名为 《德国自取灭亡》的书而达到沸点，该书作者是德国央行行长扎拉青，他说，土耳其等地穆斯林移民一方面吸食德国福利制度的好处，同时又拒绝融入德国社会，对德国的文化、经济和生活方式构成威胁。最后，在舆论压力下，扎拉青因散布反犹和种族主义言论，被迫辞去德国央行行长一职。

　　劳工短缺与人才外流

　　作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在欧元区债务危机中几乎独善其身的德国，对于外籍劳工，特别是技术工人的需求日益扩大。仅西门子公司目前就有3000个工作岗位等待申请，其中多数为工程技术人员等。德国工商总会调查了1600多家企业，70%的德国企业表示缺人。但是，由于德国严格的劳工引入制度，经济界对于德国开放边境、放宽劳工入境法律的呼声日益高涨。

　　外籍劳工去德国打工并不容易，非欧盟国家的技术工人必须证明他们在德国的年收入能够达到6万欧元，才能获得工作许可证，有效期只有5年。事实上，能够达到这一收入要求的外籍劳工数量微乎其微。

　　对于已经在德国的外来移民，要想加入德国国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在德国居住满8年，通过德语考试，并且有正当的全职工作，才能申请。

　　另一方面，德国急需的技术人才，却面临外流的危险。 2006年，德国向土耳其回流的技术人才，首次超过引入人才。许多土耳其移民后代，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人才，选择回到土耳其寻找发展机会。据统计，仅2009年，就有4万名土耳其移民离开德国，回到土耳其，其中包括部分高科技技术工人，而同一年，进入德国打工的土耳其人只有1万人。

　　柏林州政府绿党议员奥兹坎·穆图出生在土耳其，他认为德国在移民融入问题上的困境，表明德国在清理种族主义和教育改革等方面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他说，德国的公共教育与时代严重脱节，仍延续老一套的教育思路，让学生在低年级就要为将来是走学术路线，还是仅仅学会社会适应本领做出选择，德国政府必须为移民儿童创造更加公平的教育环境。

　　“移民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的机会，比有学术背景的德国家庭孩子，足足少了4倍。难道是因为移民孩子笨吗？不是。是因为歧视，因为老师遵循的教育传统。 ”穆图说。

　　欧洲华人习惯将德国的土耳其移民一语双关地称为“土人”，而德国对于土耳其移民，不管是第几代移民的后代，仍然坚持称他们为“DieTurken”（这些土耳其人）。这就是土耳其移民身上最现实的身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