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话用在内地每年审计报告公布的问题和案情上很贴切。“花相似”指的是审计报告每年发现的问题都差不多，“人不同”指的是涉及到问题和案情的人每年都不一样。

　　2013年的审计报告已于6月25日由国家审计署发布，在审计的38个中央部门单位及389个所属单位201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中，半数以上的部门及所属单位都存在问题，包括“三公”经费超标、违规盖楼和办公用房超标、动用财政资金发“福利”等违反财经制度规定现象。其中，28个部门在“三公”经费使用上都违规。审计署已向有关部门移送了314起涉嫌重大违法违规的案件，比2012年的175起增长不少。这些问题和案件都发生在新一届领导人大力倡导纪律和节约之后，由此可以一窥内地官场的真实生态。

　　值得注意的是，财政资金使用中发现的案件主要发生在行政管理权或审批权集中、掌握重要国有资产资源的部门和单位，群体性腐败问题严重，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还特别提醒，权钱交易收益出现远期化趋势。

　　例如，314起案件中，有112起是“串案”、“窝案”，涉及760多人，其中31起案件有主犯的近亲属参与。这类案件大多以一名或几名公职人员为核心，以其掌握的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为支撑，案件链条往往牵扯十几人或数十人，有的涉案人员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有意培植利益关联方“代理”作案，有的将原本可以按正常程序开展的行政审批等事项，指定中介方介入协助，并最终从中介方获得利益回流。在股权转让、招投标、资格申请、投融资等业务中，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审计发现此类案件80多起，涉及200多人。还有一些案件的主体，把过去直接的权钱交易，变相为投资入股、业务垄断、矿产开采等隐性利益，有的在位时只“帮忙”不收礼，待离职后再兑现;有的将部分违法所得投入公益事业树立“道德”形象，或谋求政治地位。可见，犯罪形式也在花样翻新，“与时俱进”。

　　新一届领导甫一上任，就提出了八项规定。尽避官方大张旗鼓地宣传，新领导也率先垂范，出行轻车简从，不住斑档宾馆，不搞繁文缛节，但从上述审计结果来看，效果至少在2013年，不是很好。对此，可以这样解释，对于这些掌握着资源、“见多识广”的实权部门及其领导来说，中央的八项规定及新领导的垂范，不过是一种“形式主义”，是做给下面看的，不必当真，当真就输了。当然，从移送案件数量远超上年来看，你可以说他们对新领导整治官僚作风的决心是一种“误判”，但这种“误判”却有很大的“真理”成分在内，因为他们是按照过去的惯例来认识八项规定的，以为不过是新领导人上任后，做个样子、树个形象罢了。

　　这也说明，八项规定之类东西，如果不同时伴随建立相关的制度和严格的监督，指望人们的自觉性是靠不住的。公共部门出现的这诸多预算执行情况，本质上还是一个公共财政不健全的问题，审计报告就指出，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三本预算”在很多部门都界定不清。此种混淆，一是可能确实对“三本预算”不了解，二是有意为之。但不论哪种情况，都揭示了内地公共财政体制的不健全导致财政资金使用的随意性。

　　所以，问题又回到了财政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上。审计报告发现的问题，几乎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如现有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过多，导致财政资金重复分配，而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合并正是当下财税改革的重点之一。刘家义审计长为此建议，加快健全统一规范的预算管理体系，建立完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规范预算收支的分类、统计和公开口径。然而，仅停留于此是远不够的，因为对于公共财政来说，关键是两点，一是财经制度的建立和规范，一是公共财政的公开和透明，后者某种程度上更重要，只有做到全口径无保留的公开，才能形成外部监督和约束的力量，而不像现在这样，只能通过审计署单兵作战才能发现问题。

　　前审计长李金华曾自豪地把审计看作国家的“看门狗”，可最忠诚的“狗”也有打盹或偷懒的时候。对于事关纳税人的钱，完善透明的制度远比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