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作者：沈国凡，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当孙维世听到江青与毛泽东结婚的消息时，不由惊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很久都没有回过神来。

　　她不相信这是事实，可是事实却又让她不得不相信。

　　在《血祭上海》演出后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当时延安的文化娱乐极少，这场演出之后江青提出，是不是在延安演出一场京剧，以体现延安文艺界的实力。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响应，江青自告奋勇地报名演出一段折子戏《苏三起解》。

　　京剧乃国粹，毛泽东等人都爱看。笔者在撰写《“红灯记”的台前幕后》一书时，曾采访过这部现代京剧的编剧兼导演阿甲的长子符挺军先生，并从他那里借看了阿甲留下的大量资料。阿甲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松花江上》，舞台上以“父女”相称。据阿甲留下的资料所记，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时候，应蒋介石之邀观看了一场京剧《法门寺》，回到延安后还与阿甲等人探讨过这部京剧，并谈了国统区的京剧演出与延安的京剧演出各自不同的特点，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京剧的重视与喜爱。

　　这次演出，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延安城，人们都传说那个在话剧《血祭上海》中演“姨太太”的女演员，京剧也唱得好听，动作大方，弄得演出结束了有些观众都不愿走。

　　这成了延安从没有过的新鲜事。

　　后来，江青参加了《流寇队长》的演出，扮演日本间谍、破鞋姚二嫂，戏中这个角色被谑称为“大红鞋”。由于江青演得很成功，观众很快又记住了这个角色，相识的人又开玩笑，将她由“姨太太”换成了“大红鞋”。

　　毛泽东后来观看了此剧，给了很高的评价，称赞此剧为抗日斗争塑造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可以教育群众。

　　孙维世和江青这两个年轻美丽的女性，先后从十里洋场的上海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她们在投入时代的革命洪流的同时，在这里也寻找到了各自需要的东西。孙维世找到了自己深深梦想着的温暖的家，有了令人羡慕的父爱与母爱，并立下了献身革命的志向。与纯洁、善良、天真、开朗的孙维世不同的是，早已经历过人生无数波澜与曲折的江青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她人生道路上的巨大转折——恢复了党籍，进了“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因为各种文艺演出，成了延安的红色明星，到“鲁艺”担任指导员，并于1938年9月17日，与毛泽东在延安结婚。

　　孙维世，一个还未满十八岁，与江青、贺子珍都认识的女孩子，能不为这个消息震惊吗？！

　　遇见孙维世时，江青总是热情地邀请她到家里去做客。

　　据孙维世的六姨任均回忆：“到延安后，江青老看我们的戏。她那时挺热情，有时在路上碰见，就招呼说：‘任均，有时间到杨家岭来玩儿嘛！’因为平时没有什么接触，心里也并不喜欢她，所以我也就没去过。”

　　笔者在采访阿甲的儿子符挺军先生时，他回忆说：“一次父亲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见父亲很瘦）让江青送点钱给父亲，让他买吃的增加营养，父亲说‘我要钱没有用’就谢绝了。之后，江青又拿出一瓶药水说：‘这是一种补药叫铜碘，是人家送给主席的，主席转送给你。’父亲收下带了回去，没有问如何服用。当时正是西红柿丰收季节，他的床下堆满了西红柿，听说西红柿也是补品，为了强化补药的效力，父亲一手拿西红柿吃，一手拿硐碘喝，吃喝后睡了一觉，醒来觉得鼻孔发痒，原来是鼻子出血了。”

　　据任均回忆，当时王一达跟田方、甘学伟、张平、张承宗等人一起在“鲁艺”实验剧团时，剧团曾准备排练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王一达等几个人参加排练，剧团请江青来演女主角卡杰琳娜。大家跟江青一块儿对了好几次词儿，江青也认真领会了剧中人物，差不多可以走舞台了。可是有一天，江青忽然说，毛主席不让她演了。女主角忽然没了，这戏就搁置了。王一达他们就开玩笑地“敲竹杠”，让江青请大家吃顿饭。

　　任均还提到，“在延安时，大家都说江青脚趾头是六趾，但谁也没见过。不过她穿鞋绝不露脚指头。连她穿的草鞋，都是把鞋的前部打得满满的，再用绳子装饰起来，不露脚指头，还挺好看。”

　　从这些不难看出，此时的江青非彼时的江青。

　　有一次江青对孙维世说：“主席总问到你呢，说维世这孩子最近怎么不来了呢？”

　　孙维世说：“最近太忙呀，总没有时间！”

　　江青立刻主动邀请她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到家里去坐坐。”

　　孙维世怕江青再没完没了地“邀请”下去，就应付地答应下来，说是等以后有时间了一定去。

　　就这样，两个人见一次面江青就邀请一次，孙维世也就同样地答应一次，可就是不到毛泽东家的窑洞去。

　　江青终于明白了，孙维世是在有意地躲着自己，感到非常生气，骂“孙维世人小架子大，现在连主席那儿也不大去了……”

　　可是，后来有一件事情，却让孙维世骑着马飞冲直奔毛泽东的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