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儿媳赵力平口述 朱德因病去世的内幕

　　1976年6月21日，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时间到了，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最后才被告知，会见时间推迟，但之前竟没人通知。他独自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呆近1个小时。回到家中不久，便感到身体不适……当时中共中央专门为朱德成立医疗组，但康克清说：“医疗组工作人员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谁也没有料到，朱德会因为这次接见外宾的“意外”引起感冒而去世。本文摘自2012年第7期《同舟共进》，文章系朱德儿媳赵力平口述、周海滨整理，原题为《忆爹爹朱德及康妈妈》。

　　2011年11月20日，北京玉泉路国防大学对面某公寓，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出现在自己的住所外。她就是朱琦的夫人、朱德的儿媳妇赵力平女士。在寓所楼下，赵力平见到朱德生前身边工作人员袁存建，两位老人高兴得拥抱起来。赵力平虽然身材偏瘦，但精神矍铄，说话娓娓道来，对于唏嘘往事非常释然，“想得很开”。此时她正忙于筹备12月1日举行的朱德诞辰125周年纪念活动。

　　以下为赵力平女士对往事的忆述——

　　朱琦的生母和养母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尼姆·威尔斯1937年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爹爹，她说：“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他是中国少有的人物，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那样的一个军人，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功业，而是结束苦难的一种手段，这在中国更属少见。他无疑地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的确，爹爹是一位军人，但很重情义。

　　爹爹的原配夫人是肖菊芳，他们在昆明认识。肖妈妈的爸爸原来在昆明搞了个货栈，而肖妈妈是个师范生。爹爹从上海到昆明讲武堂考试，步行就得70多天，那个时候爹爹没钱，在路上生病休克了，肖家救了他，爹爹就在肖家养病养伤。肖家父母后来觉得爹爹勤劳朴实，就把还在师范学校上学的女儿肖菊芳介绍给了爹爹，两人就这么在一起了。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我的丈夫朱琦，但生产之后肖妈妈得了病，数月后病故。朱琦出生时，爹爹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于是取名“保柱”。保柱还小，爹爹带着不方便，朋友就介绍四川泸州人陈玉珍与他结婚。陈玉珍是进步学生，婚后一直带着朱琦。朱琦由陈妈妈带到十六七岁，直到1937年在泸州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康妈妈比爹爹小20多岁，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康妈妈曾讲过她在抗大学习时和爹爹一起打篮球的故事。爹爹的篮球打得很漂亮，常到女生队里打篮球赛。本来爹爹和康妈妈是分在两个队里。开赛后，双方争夺激烈，康妈妈看到球传到了爹爹手中，就大喊一声：“老总，把球传给我！”爹爹看也不看，就把球扔给了康妈妈，让对方得了分。

　　与爹爹一队的队员很不满意，埋怨起来：“总司令，你怎么把球传给了康克清？她不是和我们一边的。”“啊，我忘了，上了她的当，下回注意！”爹爹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

　　可下一次，只要球在他手里，康妈妈再大喊一声“把球传给我！”他又把球飞速传了过来。大家都哈哈大笑。

　　康妈妈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相互间的爱情是在结婚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几十年后回顾，可算是俗话说的‘美满姻缘’了。”

　　贺龙终于完成“特殊任务”

　　朱琦被抓壮丁后没有暴露身份，不然早就被杀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组织找到了朱琦，1937年底将他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到了延安，开始在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培养出来的都是国家干部，但爹爹把他送到前方去了。有人说爹爹：“你就这么一个儿子，还送到前方去吗？”“我的儿子不当兵谁当兵啊，到前方打日本鬼子去吧！”朱琦打仗当中腿脚负伤，甲等残废，于是被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当队列科的科长。

　　康妈妈找到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让他给朱琦找个对象。那时候找对象还得经过组织批准、调查，得查三代，后来调查完找到了我。

　　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教导员顾玉玲通知我到大队部来一下。当时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谁，队部里有几个人坐着，有个男同志。他走了以后，校部说没事让我回去。第二天，顾玉玲问我：“小赵你看那人怎么样？”说想给我介绍总司令的儿子。我当时一直没同意，因为觉得家庭差距太大。几个月以后，组织上把我们调到一起工作了。

　　甘泗淇将军的夫人李真将军找到我，劝我同意这门婚事。后来贺龙天天动员讲话，他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这是交给他的任务。

　　贺龙说：“我们要进张家口了，你们结婚吧，不结婚不方便，结吧。”我说：“日本鬼子打败了，全国解放了再说吧。”他说：“不行，先结吧，多大了？”我说：“二十。”

　　“20岁还不结啊，人家小姑娘16岁就生孩子了，考虑得怎么样？”然后，他就拍着桌子，说“结吧！结吧！”

　　我说：“官太大！”

　　他说：“官太大？共产党的官也不会打人，也不害人。”

　　后来，我们文书科的一个女科长刘香（音）对我说：“赶紧结吧，不结天天跟你谈话，你也烦，领导没完成任务也交不了差。”在延安的时候女生太少了。

　　贺龙说：“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签字，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他拍着桌子说：“怎么还没同意，还等什么？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马上结婚！”说完就写了一张条子：“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他边写边说：“这是你同意的，可别说我逼你的，我没逼你。”条子写好后交给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结婚证书。

　　1946年3月23日，我们在丰镇结婚。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了，摆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个人。贺龙主持的婚礼，他叼着烟斗眯缝着眼睛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朱德定调：儿子不当官，从工人做起

　　经过了晋绥、晋察冀，我们到达河北与刘少奇、爹爹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聚合。但还没来得及同爹爹和康妈妈见上一面，我就和朱琦加入了由邓颖超当团长、黄华当副团长的土改工作团，赴河北阜平县搞土改。

　　那时候跟百姓同吃同住，我和邓颖超住在老百姓家里。我们两口子，黄华两口子，邓颖超的秘书，周恩来的秘书，七八个人。大约1948年8月份土改工作快结束了，邓颖超说，咱们工作快结束了，你们也回去看看总司令吧。

　　第一次见他们，爹爹非常高兴。西柏坡首长住得也挺简单，都是窄窄的小窗户那种房子。见面时，爹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待人和蔼，慈祥的脸上总泛着笑容，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也没有。我心里一下踏实了，拘束感也消除了。康妈妈忙着招呼我们坐下，刚坐定，爹爹便问：“土改工作结束后，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说：“还没想好呢。”

　　爹爹说：“现在整个抗日战争胜利了，国家需要建设，部队好多同志需要转下来。”

　　我说：“没意见，到哪都可以。正好银行招生，我到银行去吧。”

　　后来我考上了，去了石家庄人民银行（后被调到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院长）。朱琦想去铁路。总司令说，那好，你去铁路吧，到铁路不能当官，从工人学起，就给他定调了。

　　不久，铁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爹爹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于是先当练习生，学习技术，后来又当火车司炉。朱琦腿有残疾，三年后他由司炉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后来，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虽然担负了一定的领导工作，但他还是常常作为司机驾驶机车。有一天，他回家说，“我见到爹爹了。”我很奇怪，问：“在哪里？”朱琦说：“在我开的火车上。”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每逢夏季，中央高层领导人常到那里工作和避暑。在北京与北戴河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而乘车的领导人有时也会在天津下车停留。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会客室。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坐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爹爹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是爹爹。爹爹看见全身黑糊糊的朱琦，心里也明白了。他说：“呵，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

　　朱琦早逝，朱德十天后才知道

　　朱琦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因为爹爹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周总理等不时地保护，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是家常便饭。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1974年6月10日，朱琦突然去世，没有留下一句话。孩子们都不在家，他们都当兵去了。怕爹爹经受不住这个噩耗，只对他说“朱琦突然犯病了，在医院抢救”。爹爹很担心，整整一个星期睡不好觉，总是问情况怎么样，还需要什么药，得到的答复也总是“还在抢救”。

　　6月20日，朱琦去世后的第10天，我们回北京去见爹爹。康妈妈才告诉他：“抢救无效，朱琦走了，追悼会都办好了，孩子们想回来看看。”那天，爹爹显得很虚弱，他看着我，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但一时没有说出声。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康妈妈，轻轻地拍了拍我，示意别再哭了。爹爹说：“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很可惜。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

　　爹爹曾说：“假如我不在了，我没有任何财产，房子是国家的，还有这个桌子，全部交给国家，你们要不上。但是我有一部分书是自己买的，还有一部分是国家发的，你们可以看，可以拿去学习。我的会客室有一个主席像，这个你们可以拿走。”事实也是这样，康妈妈病逝以后不到24天，中央管理局就把家具全拿走了。朱琦病故后，当时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对康妈妈说：“你看朱琦病逝了，可是力平一个人在天津，把她调到你们身边，对你们本身也是个照顾，对力平也是个安慰。”当时我也在场，康妈妈没说话，爹爹说：“力平在天津工作这么多年了，有群众基础，工作也不错，调到北京的新单位也不好参加工作，还是在天津好吧。”一句话否定了。（离休之后的1996年，我才调到北京。）秘书抱不平说，总司令太正统了，从来不为孩子说句话。

　　中南海的一段快乐时光

　　1949年之后的10年间，算是爹爹一家最幸福的时光。没有战争，家庭稳定。

　　1950年，我怀孕了。孩子降生之际，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于是爹爹给孙子起名“援朝”。10个月后，援朝被送到爷爷那里生活。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时，三八线附近已在为停战而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此爹爹为他取名“和平”。和平刚8个月，被送进了中南海。和平小时候和爷爷奶奶参加活动，听见有人喊“世界和平万岁”，就问奶奶他们怎么老喊我“和平万岁”。奶奶说：“你算老几啊，不是喊你，是世界和平万岁。”

　　爹爹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兄弟。他参加革命早早离家，养家糊口的担子全落在兄弟们身上，家境困难，无力让后代接受良好教育。爹爹决定尽自己所能，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过完春节，爹爹几个兄弟妹妹的儿子、孙子、孙女们，陆陆续续送到北京。在安顿好这些孩子的食宿穿戴之后，康妈妈又按照爹爹的吩咐，为他们一一联系好入读的学校或幼儿园。如此一来，有十五六个孩子，再加上爹爹和康妈妈老两口，将近20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饭厅一起吃饭，就得挤满两大桌。

　　因为爹爹家里人多，所以吃饭时做的菜也多，每份菜的量也大。在西楼小餐厅吃饭的几家的厨师，各有绝活，我家的厨师邓林长于川菜，刘少奇家的郝师傅却长于湘菜。如果谁家做了拿手的菜，就招呼其他人家一起来品尝。同在西楼小灶吃饭的杨尚昆，和爹爹是四川老乡，口味相近。他常常笑呵呵地端着碗，离开自家的餐桌，跑到爹爹家的餐桌来，尝尝这个盘子里的，拈点那个盘子里的，嘴里一面嚼一面不住地说：“嗯，嗯，好吃，好吃，还是你们家的菜好吃。”杨尚昆比爹爹小21 岁，在非工作的场合特别活跃，康妈妈和他开玩笑：“杨主任，你吃饭我可是要记账的！”杨尚昆笑着说：“从井冈山起，我就老吃你们的饭，你要记账，我可是付不起了！”说着，又指了指自己的儿子杨小二说：“以后，就由他帮我付……”

　　当年，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就是爹爹家、刘少奇家和陈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但是爹爹从来没有去领过。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更高，元帅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在一起约有700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爹爹和康妈妈把住房附近的空地开垦出来，动手种上蔬菜和杂粮，有空就带领孩子们去劳作。由于精耕细作，菜地总是丰产丰收。有一次竟结出了一个75斤重的特大冬瓜，被送进了中国农业展览馆展览。

　　与董必武比长寿

　　1969年10月，以“加强战备、疏散人口”为由，80多岁的爹爹和一批老同志离开北京，他被指派到广东从化，康妈妈随行，所有消息被封锁，不得离开住所。这样的状况直到1970年7月才结束。为了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爹爹和康妈妈回到了北京，住在北京万寿路的“新六所”，再也没有回中南海的住处。爹爹说：“既然出来了，就出来吧，不必回去了，孩子们人多，进进出出也不方便。”

　　我和丈夫第一次到“新六所”看望他们，带上了几张大字报给他们看，刚张口说：“你们在广东的时候，听说……”话还没说完，康妈妈连忙用手示意我不要讲下去，指指桌子底下，附在我耳边说：“别说了，说多了不好。”我才明白她担心家里安了窃听器。

　　至于是否真的有窃听器，我们并不清楚，但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来由。爹爹身边的秘书全部被赶走或打倒，由林彪办公室重新安排了工作人员。1976年6月21 日，爹爹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这天的日程安排是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时间到了，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他只好在休息室等候。工作人员急得四处打听，最后才被告知，会见时间推迟了，但之前竟没人通知。爹爹一直等到外宾来，坚持到会见结束才回家。他独自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呆了近1 个小时。回到家中不久，便感到身体不适……

　　当时中央专门为爹爹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是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等。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谢富治的老婆，同江青关系密切。她在三楼住，每天都要来看爹爹一次。妈妈说：“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我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大夫说反正现在正在抢救，情况不太好。

　　刘湘屏和江青去看望爹爹。江青说：“总司令好！”总司令没吭气也没抬手，没反应。后来江青又说，“总司令，毛主席让我来看你。”她一说毛主席，总司令举了举手。我的女儿是医生，跟奶奶提出来，说爷爷打这个针可能不利，可能越打越坏。康妈妈就跟医生说这个药是不是换换，他们不听，说是专家组织的意见。7月初，爹爹已报病危，但神志还比较清醒。一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看他，爹爹本来是闭着眼睛的，听说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爹爹缓缓地说： “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7月5日这天，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来医院，康妈妈贴着爹爹耳朵告诉他，他吃力地睁开双眼，想和

　　他们说话，但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想和他们握手，但胳膊微微动了一下，却没有抬起来……

　　其实，爹爹平时身体很好，不吸烟也不喝酒，喜欢运动，每天还做自编的体操，自己吹着口哨掌握节奏。谁也没有料到，会因为这次接见外宾的“意外”引起感冒而去世。

　　我想起当年爹爹和董必武先生之间的一个玩笑。董必武晚年不大运动，基本上是将自己关在书房里，甚至整天不出门一步。董老不出门，爹爹不免担心，就去看望。两位老人见了面，没有多余的客套，爹爹“开拳便打”，说：“老进士，你，不行啊，生命在于运动啊！”“老总，你怎么知道我不运动？”董必武举举手中的毛笔，“我一刻也没闲。”

　　爹爹摇摇头说：“写字和运动怎么一样？这样吧，我教你一个在家便能做的运动，肯定能助你长寿。”爹爹放下手杖，开始吹口哨，演练自编的那套体操。练完后说：“怎么样，进士？”“嘿嘿！”董必武笑了，“我看戏可以，演戏不行。”

　　“唉，我担心你活不到90岁。”

　　“我们比一比嘛！”

　　“不比不比，横竖你活不过我。”爹爹摇着头告辞走了。

　　爹爹每天做他的体操，吹他的口哨，董必武每天练他的大字，各自持之以恒。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逝世，享年90岁。1976年7月6日，爹爹逝世，享年也是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