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坠机现场：如炼狱一般令人触目惊心(图)

　　“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1971年，在中共中央第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用这样几个词勾勒了曾经红极一时的毛泽东接班人林彪的最后结局。

　　1971年9月13日凌晨，“温都尔汗”，蒙古境内一个本不为人知的地名，却成了中国一段特殊历史事件的见证。孙一先，原任驻蒙古共和国使馆二等秘书，当年中方到达坠机现场勘察的4人之一，1973年结束蒙古使馆的8年任期后，又被委派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孙一先曾说：“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我有责任讲出我所知道的真相。”

　　本文选自孙一先所著《在大漠那边》，以下为书中第九章全文。

　　林彪坠机现场示意图，来自孙一先著《在大漠那边》，孙一先手绘

　　夕阳开始被地平线吞没，血红的余晖洒在这片烧焦的草滩上，也涂在这些死难者尸体盖着的苫布上，冷飕飕的秋风阵阵袭来，使人心中格外凄凉。

　　这截大片机翼的翼根处，有一个大洞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不正是我要找的证据吗？进一步探查这个洞的底部，却发现并未穿透，机翼另一面完好无损，这只是一个向一面开的大洞。这个大洞很像是一枚地空导弹打的，但它却与我过去看过的被我军击落的国民党U2飞机不同，那枚导弹是齐翼根处穿透，打掉了整个机翼，而这个洞为什么只朝一面开口？

　　失事飞机粉身碎骨

　　我和小沈看到这架中国民航飞机已经粉身碎骨，心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时太阳已近落山，许大使和蒙方人员边走边察看边交谈，已快走到南端的机头位置，小王招手示意我们快些过去。我不能在机尾继续逗留，就急忙奔向蒙着白单子的死难者尸体。这些尸体散作三堆，陪同人员一一把盖布揭开，我一眼望去不禁十分惊异，这和我的想像完全不同，他们不是通常失事飞机那样被摔碎烧焦，只剩下堆堆骨骸，而是有头有脚基本完整的一具具躯体。尤其是那具女尸，简直就是仰卧在那里熟睡的一个人，只不过脱光了衣服。我来不及细看，匆忙照了几张相就继续朝前走。

　　小沈走得快，正在第二、第三堆尸体之间，察看一个被炸裂的方形食品柜，它的旁边有一堆什物，是收集起来放的，有蒙方便衣人员在看守。在这堆什物中间，有驾驶人员用的两个图囊，一个烧剩了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打开看看，航图都没有了，只剩下几支黑铅笔和红蓝铅笔插在一边。我问航图哪里去了，陪同人员摇摇头不说话。图囊旁边有一堆手枪，有几支枪把烧焦，里面露出空的子弹梭子，大多数完好无损，我数了数总共六支。其中五支枪身上都有“59SHI”字样，一支是苏制AK型。蒙方人员问59SHI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这是手枪的型号，1959年中国制造的。此外，还有一支微型冲锋枪，样式很别致，比制式冲锋枪小得多，没有烧过的痕迹。子弹散乱地堆在一起，共有四十三发，统统是“五九式”手枪的子弹，估计是蒙方在收拢枪支时从枪弹夹中退出来的。我注意翻找，没有发现任何空弹壳。另有两个手枪套和几个空弹夹。这时，小沈拿起一本六十四开的铅印小册子，红色塑料皮大部分烧焦了，看不出书名，但文字部分只烧了一个角，开头是“首长和同志们”，最末尾是括号里“长时间热烈鼓掌”，看来是一个讲用报告，内文讲我国空军的发展，其中有一部分讲的是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举例说有一种微型电台超过了国际水平，其型号和数据……让小沈端着，我把这几页可能涉及到国防机密的内容拍照下来。心想：这样的小册子蒙方为什么没有拿走？小沈从什物堆里拣出一个出入证，是嵌在塑料夹中的临时性出入证，是空军大院正门和后门的，编号0002，没有贴持有者照片，但填写着他的姓名：林立果，男，24 岁，干部。小沈让我把这个出入证拍下来。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是何许人，按年岁及住空军大院推断，估计是机组的一名成员。我顺手拣起一个巴掌大的拍纸本（即没有装订的空白本子，一头用胶粘住，用完一张可随时撕掉），前面几页有用铅笔写的零零散散的一些字，像是随想随记的，内容不连贯，难以猜透它的意思，我只好把有字的几张拍照下来。此外，还有一本《法兰西内战》，一个空白的红塑料皮“学习”日记本，一个汽车驾驶执照的塑料封皮，数张一角钱的人民币，以及扑克、小勺、水果刀等。我让小沈把枪支号码、子弹数量及其他物品登记下来。他说没带笔和纸，我说快去把小王唤来，他带着本子和笔。小王过来后，我协同他把应该登记的一一登记下来。

　　在这堆什物的旁边，我看到了几只散落的鞋子，有一只是模压底半高腰黄色翻毛皮鞋，烧得拧成麻花状，但黑色鞋带还系在上面；有两只乳白色半高跟浅口女皮鞋，鞋面镂有带花纹的小孔，式样新颖，做工精细，一看就是舶来品。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烧焦了，另一只就像那白漂布被套一样，连点黑灰也没有沾上；还有一只男布鞋，完好无损。我问陪同人员，为什么这些死难者的遗物要收集起来堆放？他说因为怕丢失。可是，这样一来，除了那双白色女皮鞋之外，就找不到属主了。

　　我们是下午将近6时抵达现场的，初步巡视花去大约一个小时，夕阳开始被地平线吞没，血红的余晖洒在这片烧焦的草滩上，也涂在这些死难者尸体盖着的苫布上，冷飕飕的秋风阵阵袭来，使人心中格外凄凉。

　　我和小王来到现场南端，同许大使会合。我脑子里还在盘旋着那个涉及国家机密的小册子，我让小沈去把它拿回来。小沈过去想拿，蒙方看守人员不让，只得空手而归。

　　现场南端距飞机着陆点五百三十米左右。飞机停在机场上或起飞时，机头那种昂然雄姿完全不见了，眼前只有烧毁了的一堆大小碎件、电线、管道和灰烬。其中倒卧着一个比大衣柜还要宽的带格子框架，看来是镶嵌各种仪表的架子，大约是驾驶舱里的仪表盘。这里燃烧火势最猛，铝合金机壳都已成灰。机头正东二十米处有一截大片机翼，上有“民航”两个大字，是周总理的笔体。看来这段残翼与座位架正东的有“中国”二字的残翼，同属一个完整的机翼。当民航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人们从地面可以仰望到这几个大字。它们是在机翼的下面，为什么现在跑到翼面上了呢？我问蒙方陪同人员，折断的机翼是否移动过位置？他们说现场物品除小件收拢起来，大件没有任何搬动。我仔细察看，也未发现移动的痕迹。这截大片机翼的翼根处，有一个大洞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不正是我要找的证据吗？翼根厚度五十厘米上下，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民航”的“航”字旁边，直径四十多厘米，周围有不规则的铝刺，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它的旁边有兔耳朵形的细长洞两个，与大洞并不连接。翼根连接机体处的铝蒙皮凹陷，但没有燃痕。我进一步探查这个洞的底部，却发现并未穿透，机翼另一面完好无损，这只是一个向一面开的大洞。我默想，这个大洞很像是一枚地空导弹打的，但它却与我过去看过的被我军击落的国民党U2飞机不同，那枚导弹是齐翼根处穿透，打掉了整个机翼，而这个洞为什么只朝一面开口？莫非是这个飞机大、机翼厚？那又为什么洞口朝上呢？我从各个角度拍了这个洞的照片，蒙方陪同人员很注意我的举动。离机头灰烬前方约八十米处，在烧焦草地的边缘，有一个从根部炸断的起落架，而起落架上完好无损的轮胎，则滚到它的南边二百来米未燃烧的草丛中。

　　双方协议土葬死难者

　　太阳已经落山，天色逐渐灰暗下来。双方人员站在已化成灰烬的飞机头旁，高陶布司长询问死难者尸体怎么处理，强调已搁置三天怕会腐烂，而且个个裸体暴尸令人不忍。许大使要求对死难者火葬。高陶布说蒙古没有火葬的习俗，即使勉强举行，在这片草地上也无火葬条件。许大使根据国内关于火葬确有困难时，可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的指示，同蒙方商量决定，对死难者就地土葬。埋葬地点，我方意见是在失事现场边缘的土包上，以资纪念。高陶布表示，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蒙古习俗应葬在面向东方，能看到早晨太阳升起的地方。他和桑加上校领我们走下现场西坡，越过来时行车小路，走到距现场一千一百米一个较高的山坡前，指画着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当辜负，许大使决定照他的意见办，并表示感谢。

　　桑加上校随即调来一个班士兵连夜挖坑。此时已到晚上8点多钟，天色完全黑透，气温降到2℃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冻得人们发抖。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许大使接见了前来挖坑的蒙古士兵，他们都还穿着夏季军装，冻得瑟缩不已。我从汽车上拿来随身带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他们见到有度数这样高的好酒，立即精神抖擞，兴高采烈地开始连夜干活了。

　　在返回温都尔汗的路上，我、小王和古尔斯德谁也没有讲话，来时谈论蒙古河流那种情绪已经没有了。我默默地瞅着车灯在前方照射出的一片光亮，它飞快地掠过沙土路面和两旁的枯草，脑海里则浮现着刚看过的现场，翻腾着一系列思绪：这架飞机多么不幸，竟然摔到蒙古这异国他乡了，看来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机上没载什么旅客，否则损失就更大了。可是为什么这架飞机的机组有这么多人？可能是专机的需要吧？飞机究竟是怎么摔下来的？人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个个仰卧朝天？那个机翼上的大洞……

　　回到温都尔汗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鲁伦旅馆。洗漱完毕，掸去身上厚厚的尘土，到餐厅同蒙方主要官员一起进餐。由于他们白天在现场态度友好，我们虽然劳顿但心情还算舒畅，晚餐时双方谈笑风生，气氛融洽。蒙方准备的饭菜比较丰盛，我们又拿出几瓶汾酒、一听中华烟和一些罐头助兴。蒙古朋友非常喜欢这种高度数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就更加活跃了。餐间，许大使同高陶布商量死难者墓上立碑、放纪念物和收还死难者遗物等问题，他们边吃边谈。

　　高陶布首先说：“今天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

　　“我很想听听司长同志的意见。”许大使表示。

　　“那么，晚饭后一起商量。”高陶布不肯在会谈前透露内容。

　　许大使转而提出：“死难者遗体埋葬之后，我想在墓上立一块碑，上面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面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高陶布回答：“让我们商量一下。”

　　“按贵国风俗习惯，墓上应该放一件纪念物，我想把写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残机翼放上去可以吗？”

　　“可以放，但我要同部里谈谈。”高陶布说。

　　“死难者遗留的文件和其他东西如何处置？是否由我写个收条，你们交给我们？”许大使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高陶布表示：“我们将做研究，还要报告中央。”

　　许大使实际上已把我方将在餐后会谈时提出的主张，利用轻松的交谈摆了出来。之后，许大使问高陶布对于飞机失事的原因怎么看，桑加上校接过话题说，飞机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从地面看是机翼擦地翻倒后着火的。

　　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许大使没有向蒙方提出索要，因为我方人员完全缺乏这方面知识，而国内来电中也没有提到此项要求。

　　这顿晚餐吃到将近午夜，稍事休息后，于夜半0时25分，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谈到凌晨3时结束。双方协议当天（9月16日）为死难者举行安葬，然后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尸横焦滩惨不忍睹

　　9月16日上午7点30分，我们从温都尔汗再次驶往苏布拉嘎盆地。途中发生了一起事故：许大使和小沈乘坐的汽车，在丘岭间颠簸前进时，司机图快，路上一个塄坎，把车高高弹起，坐在后排的小沈，鼻梁蹭在车棚的横梁上，擦破了好长一块皮，血流不止，眼镜也蹭掉了。幸亏许大使坐在前排（高陶布司长有事乘坐大轿车），否则也要受伤。车队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大轿车上的卫生组大夫赶来，给小沈涂药并贴上纱布。古尔斯德把那辆车的司机严厉地训斥了一通。

　　9时30分，我们到达现场。昨夜降霜，草地比较湿润，肃杀秋气显得更为浓重。许大使嘱咐我，利用天气晴朗光照好的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特别观察飞机失事原因，多拍些照片，以便送回国内研究鉴定。

　　我和小王暂时同许大使、小沈分手，首先选择了盆地北端约二十米高的小山，登上去俯瞰整个失事现场。我们用指北针确定了方向，然后往正南方远远望去。失事现场那堆烧成灰烬的机头，偏置于现场中轴线的左（东）边，它的后面朝北偏西一条弧线上，散布着三堆死难者尸体。机尾被远远地抛到了机头右后方，靠近烧焦草地的边缘。看来机上人员和机尾都是在机身炸开一瞬间甩开来的，但是，它们并不处在一条直线上，令人有些不解。经昨天的步量，机尾离机头大约六十米，最远一具尸体离机头大约五十米，甩得那么远，可见飞机爆炸时的猛烈程度。从机头到机尾这条东南—西北的斜线，与三堆尸体朝北偏西那条弧线，大约成三十至四十度的夹角。在这夹角范围内，散布着被炸碎的机身内部的部件及饰物，在这个夹角范围以外，则是机身、机翼的大块碎片及零零星星的中小碎片和物品。

　　在小山上，我和小王特意转身向北，朝山背后与现场相反的方向望去，希望发现一点草地着火的痕迹。如果有着火点，即可证明飞机降落前在空中已经着火，落下了燃烧物。然而，金黄色的草场静悄悄地向远方伸展，没有任何黑糊糊的面和点。小王同意我的判断，也认为飞机降落前在空中没有着火。

　　我们下了小山，踏着枯草向南走约一千五百米，来到盆地中央，察看昨夜许大使要我们仔细研究的飞机着陆痕迹。这里没有着火，整齐完好的草地上，有一道由北向南被擦平压实的草痕，长约二十九米，宽约二米多，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呈“S”形的曲线。在这条被擦压的草地右（西）边不远，有一道平行的槽沟，深约二十厘米，翻倒的草根露出沙土，这大约就是桑加上校说的机翼擦地的痕迹。再往前看，擦压草地的痕迹奇怪地消失了，又是深可没膝的枯草。继续前行约三十多米，才开始进入大片焦土的失事现场。这些迹象更加证明，飞机不是在空中着火摔下来的，而是在盆地中央以肚皮擦地着陆的，机身似乎失去了平衡，倾斜触地。但是，为什么擦压草皮的痕迹不见了？难道飞机又腾空了？那么又是怎样落地爆炸的？这些问题不禁萦绕在脑际。我一面

　　走一面想，还未想出个头绪来，已来到死难者尸体跟前。

　　这些死难者，除两个剩有上衣外，其余都是赤裸裸一丝不挂，仰卧暴露令人不忍卒睹。它们赤裸裸的躯体都已僵硬，面孔一般都烧黑未焦，皮肤暗红肿胀，像是爆炒过度的大虾的颜色，亮晶晶的宛如蜡人一般。

　　高陶布司长询问许大使，法医是否可以开始工作，逐个进行检验？许大使认为死因已十分明显，不必再折腾了。尽管如此，双方对尸体仍然看得比较仔细。由于不知他们姓氏名谁，我向许大使建议，由北向南把这些尸体编为1至9号，以便区别。随后，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为先导，双方随员跟进，对一具具尸体进行察看。我从各个角度拍摄了照片，小沈在做翻译的同时，也抽空拍了一些镜头。蒙方的摄影人员，除了拍摄尸体外，还对准许大使和我们几个随员拍个不停。

　　大家首先来到第一堆死难者旁边察看。这里有三具尸体，他们基本上并排仰卧，脑袋统统向西，相互之间距离二至三米。

　　第1号尸体，朝天仰卧，四肢叉开。左臂骨折，肘以下的断臂放在耳朵旁边，似要伸手摸脑袋；右臂斜放，小臂上擎，手心朝胸。左腿内屈，右腿斜伸，腿肚上有碗口大的绽裂，露出胫骨。头发烧光，显出圆圆头颅，面部较扁平，缺乏棱角，面皮烧黑，两眼紧闭。右眼外角有一伤痕，肌肉外翻，血迹流凝脑后。上下身的布军装没有完全烧光，但下身已成缕缕布条。上衣襟敞开，腹部有人字形两条灼痕。右衣襟压在身下，侧翻后从衣襟口袋里，掏出一本《毛主席语录》，其中夹着一张二寸两人站立合影照片和一些底版，其中有两人合影120底片两张，男女单影或合影135底片三张，背景为大海，人物全是军人。《语录》里还夹有一个纸片，上面记了许多电话号码，我要小王逐个抄录下来。后来查证其中有毛家湾（林彪公馆）值班室和汽车保养厂及三座门（军委领导办公地点）汽车班的电话。

　　第2号尸体，夹在1、3号尸体中间，衣服全部烧光，赤身露体，只有两脚踝部剩有几缕残布。个子较高，身体健壮，肌肉发达，上身仰面朝天，下身略向右侧。右腿直伸，左腿内屈，踝部搭在右膝盖上。右臂平伸，手心向上，指尖烧焦；左臂内屈，掌心向下扣在腰前，似要抓腰间手枪。枪套基本完好，枪已由蒙方收拢，剩有空弹夹插在一边，手枪皮带尚未烧焦，皮带梢缠在左小臂至胸前。皮肤烧灼不重，但胸部有一大片焦痕，似渗有烧干的柏油。头部上仰，面部皮肤烧成焦麻状，嘴微张，牙外露，眼半阖，眼眉及头发焦而未光。鼻孔下至右嘴角有几道血迹流向右腮、右鬓。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面部表情痛苦、狰狞，像是很不甘心的样子。

　　第3号尸体，体胖仰卧，衣服烧光，皮肤烧灼较轻，裤腰残片及腰带仍在。两腿胫部交叉，踝部缠有裤脚残布。左臂下垂，肩部亦有衣服残片；右臂横伸，手心朝左前方，指尖大部烧焦露骨。头部伤势很重，脑壳从鼻尖向上开裂，正如俗话所说脑袋开花，脑浆烧干脑骨变焦。大嘴横张，像是头部炸裂时痛不可忍，龇出两只虎牙。从身下压着几块烧剩的军装碎片中，发现钥匙一串，指甲刀一把。

　　令人诧异的5、8号尸体

　　看过1至3号尸体后，大家向东南绕过又一扇舱内的门，这门已被炸裂破碎，来到第二堆死难者旁边。这里是四具尸体，与第一堆的距离三十多米。

　　第二堆尸体，与第一堆躺卧方向不同，它们参差错置，不在一条直线上。令人诧异的是，4、6、7号尸体成一弧形，拱卫着5号尸体，而5号尸体头部朝东略偏北，其余三人头部统统朝西，相互之间几乎是等距离的三至四米。

　　第5号尸体，个子瘦小，虽然每具尸体烧后似乎都有些缩短，而且由于皮肤肿胀显得年轻，但这具尸体看来缩得更厉害一些，像个大孩子。全身衣服烧光，但皮肤烧灼不重。上身平仰，下身略向右侧。头部上昂，秃顶，头皮有绽裂，露出几道灰白色头骨。有额纹，眉烧光，眼睛烧凹深陷。颧骨较高，下巴较尖，脸部棱角明显。鼻子较大，鼻尖烧焦，露出两个朝天的黑洞。嘴张开，右门牙及犬齿摔掉，舌头烧黑。左眼内角至鼻梁间有一伤痕，血迹沿额部流至右头顶。右臂平伸，手心向上，左臂内弯，手心扣向腰眼。右腿直伸，脚心向下，左腿内屈，踝部搭在右膝上，胫骨炸断，肌肉外翻，上胫骨刺露。两脚底及手心都烧起燎泡。这个尸体的面部轮廓看起来眼熟，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第4号尸体，个子瘦高，趴卧在地。上身穿着皮夹克，只后襟边烧掉，腰间皮带尚在，但裤子全部烧光。两腿叉开，脚心朝上。两臂下弯，右臂肘朝外，手心朝上，左手压在腰下。头发未烧光，头顶焦发中发现一伤痕，血迹流至右耳上部及眼角。翻过身来，面部全被摔烂，血浆沾着沙土，非常难看，在软地面上摔成这个样子，足见飞机爆炸时被抛得较高。拉开皮夹克的上兜，发现一把拴着短链的钥匙，按人们的习惯，这似乎是家门的钥匙。

　　第6号尸体，仰卧，衣服基本烧光，只剩左襟、左上袖、衣领及脖子下一个衣扣，经鉴定穿的是布质飞行服。长方脸，头发略焦，眉毛已无，眼睛睁开露黑瞳，嘴圆张，舌头外吐，含在上下唇间。鼻下经鼻尖至左耳，有一道伤痕，右眉心有血迹流至左额角。上肢上伸，两小臂及手心内扣，像是要抓什么东西。两腿斜叉开，膝盖向上，脚心朝下，做蹬地状。这具尸体翻身朝下时，便溺约二十秒钟，证明尸体的膀胱和尿道都没有烧坏。

　　第7号尸体，个子小，体较胖，仰卧。衣服烧光，只剩裤腰和裤带。头部上昂右挺，头发焦而未脱，眼紧闭，鼻尖以上两眉以下的面皮烧灼较重，条条起垄，牵拉歪斜。嘴微张，牙略露。两臂横伸，小臂上擎，右手心向上，左手心下扣。右腿直伸，左腿内屈，脚心朝里。肚皮上亦出现如同2号尸体那样的焦油状烧痕。

　　察看过4至7号尸体后，大家转过身来就看到了第三堆死难者，这里有两具尸体，离第二堆仅八米，距机头残骸也不远，大约10米。其中第8号尸体，是惟一的女性，不晓得为什么烧灼最轻。她安详仰卧，头略向左偏，像是睡熟。全身衣服烧光，只剩脖下及两肩上成缕状的白丝质背心。头发基本完好，只是额前略焦。尖长脸，面部没有烧黑，只有右颧骨连着眼角处，烧焦了银元大的一块，左嘴角烧歪，露出上排白牙齿。两眉焦而未脱，眼半睁，似向前看。两臂贴地斜伸，手心向上，似乎在表示无可奈何。左臂内弯部绽裂酒杯大伤口，肌肉外翻。乳房较平，两腿微屈，膝盖外向，脚成八字形，阴户塌陷，阴道脱垂，两只相对的脚心均有串串燎泡。左大腿有白内裤残片一缕，两小腿各有烧剩的袜腰一圈，右袜腰下还剩有开裂的一段裤脚。将其翻过身来，背上皮肤白皙，有皱纹，臀部贴着裤裆残片，右臀往下有裤管残片。估计这位“空中小姐”已不大年轻，大约三十岁左右。令人奇怪的是，她离严重烧毁的机头很近，却只把衣服烧光，皮肤灼伤一点点，而且身下压的枯草仍是黄黄如新。

　　第9号尸体，躺的方向，不同于头向北的8号尸体，而是头部朝东，向着烧毁的机头。这个人个子高大，体格魁梧。衣服全烧光，只剩腰间皮带。仰面朝天，两臂上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似举手投降状。皮肤烧灼很重，两手掌及手指均烧焦。面部嘴以上焦泡连连，糊成一片，分不清鼻子和眼。头发全烧焦，但未露头骨。胸部左右锁骨上下，各有一大片皮肤绽裂。腹侧及两腿也有串串焦泡。两腿叉开，左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像是要挣扎着站起来。看来死前似非常痛苦而折腾过。翻过身来，后背尚贴着衣服残片及枯草，臀上剩有裤腰碎布及一段腰带。

　　无名无姓，按号下葬

　　这些尸体姿态各异，共同点是基本上都仰面朝天，而且大多数头部向西，只有5号尸体头部朝东略偏北，8号尸体头朝北略偏东，9号尸体头朝东，对着机头。他们的伤痕，看来多是皮肉挫伤，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从直观中推测，飞机着火爆炸时，有些人当场摔死炸死，有的则只是摔昏而有下意识，至少2号和9号是这样，他们似乎在无情的草地大火中挣扎过，但由于燃烧加窒息，最后仍然逃不脱死神的摆布。他们的衣服，除1号犹存布上衣，4号犹存皮夹克外，其他全部烧光。说明的确良一类化纤衣料极易着火。2号、7号胸前柏油状物质，据后来听行家说，是的确良军装燃烧所致。为什么每具尸体都红胀如蜡人呢？事后我请教过一位外科医生，他说烧死的人往往伴随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泛樱桃红色，如果人死而皮肤未焦，内脏未坏，放置时间稍长，就形成皮下水肿，变得亮晶晶的，像是蜡塑的人，而且看去显得比较年轻。当然，这与气温也有关系，天热很快腐烂，就很少有这种现象了。

　　我们注意到，每具尸体手腕上都没带手表，询问蒙方陪同人员，据讲在草地上拣到九块手表，个别烧坏，大部完好，有的还很名贵，已单独保管起来。我们还注意到，具具尸体脚板都是光光的，按说有人穿着结带子的皮鞋，可能烧坏，但不容易甩掉。后来一位常乘国际民航的外交部信使告诉我：飞机迫降擦肚皮着陆时，冲撞扭曲很厉害，机上乘客必须事先把身上硬东西，如手表、眼镜、钢笔、手枪等拿掉，以防冲撞时扎入体内，鞋也要脱掉，这不仅怕冲撞时脚被挂住扭伤，而且因为飞机落地，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人们下滑时一般都要光脚，免得硬鞋底把充气滑梯划破，或者一旦被绊住人要翻筋斗。

　　在我们察看一具具尸体的时候，蒙古士兵在每具尸体旁放了一口白茬棺木。这些棺木是蒙方连夜赶做的。近11时，开始入殓，双方人员都在场注视，蒙古士兵将每具尸体用白布裹身，按编号顺序装入棺材。9号尸体身躯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看看许大使，许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吱喀吱的骨折声，入耳森然，之后两个士兵按住棺盖，钉上钉子。尸体装殓完毕，用汽车拉至昨夜挖好的长十多米、宽三米、深一点五米的土圹边，双方人员站立四周，默默看着蒙古士兵移棺下葬。棺木按编号顺序由北而南一具具放下去，棺与棺间留有大约二十厘米的空隙。每具棺木的头顶竖立高出地面的木牌，上写红色阿拉伯数字编号。按蒙古的习俗，应在每具尸体上覆以长条黑布镶以红边，然后盖上棺盖，由于时间短促，入殓前来不及准备，遂在九具棺木上横铺整幅红布，上面再覆以稍窄的黑布。为此高陶布司长还表示歉意。最后，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分别执锨填土，接着我和小沈、小王也执锨填土。然后，蒙古士兵铲土封埋。因堆坟需要一段较长时间，蒙方邀我们到大轿车上继续昨夜的会谈。

　　中午12时坟已堆起，略高于地面。许大使询问蒙方，昨夜提出的关于墓碑和放纪念物问题是怎样考虑的？高陶布说墓碑暂不定，纪念物可以从飞机残骸中选一样东西，不写字。小沈出主意，把写有“中国民航”四个大字的两截机翼放在上面，蒙方推说那个东西太大不容易搬动。小王说不如把从机尾上炸掉的那个发动机进气口环搬来。高陶布和桑加互换眼色后表示同意。蒙古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都拉来放到坟顶上，一眼望去不锈钢的环和中间尖朝上的分流锥，明晃晃的十分扎眼，这不仅可作为永久的纪念，也是一个显着的航空标志。

　　最后，许大使和我以及小沈、小王一起向死难者致哀，站成一排毕恭毕敬地三鞠躬。蒙方人员统统避开走远，我急忙拦住蒙通社一位记者，让他用我的相机拍下这一场面。事后看来，蒙方对死难者身份同样缺乏应有的估计，失掉了这一对他们很有宣传价值的镜头。他们明白真相以后，肯定要后悔的。

　　这些无名无姓的死难者的遗体，后经查证：5号是外逃的副统帅林彪；8号是他的妻子、林办主任叶群；2号是林、叶的儿子“老虎”林立果，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3号是他们的死党刘沛丰，空司办公室副处长。其他遗体，1号是林彪的专车司机杨振刚；4号是机组空勤特设机械师邰起良；6号是机组空勤机械师张延奎；7号是机组空勤主管机械师李平；9号是机长、驾驶员潘景寅，时任空军专机师副政委。

　　最后的告别

　　将近12时半，安葬处理完毕，许大使和小沈同蒙方主要官员先回温都尔汗。

　　我和小王又驱车回现场，进行测量和补充拍照。国内发来的指示电报，一再强调要拍照作证，看来国内肯定要进行仔细研究，况且飞机尚不能排除被击落的可能性，我和小王都有这样的意识，在现场务必把第一手资料尽可能收集齐全。可是，除了机翼上那个大洞之外，哪些残骸是有力的证据呢？在缺乏应有的空难知识的情况下，只有不漏掉任何一个较大的残骸碎片，并测量其相互距离，按方位和距离把它们串连在一起，争取绘成一张像样的现场示意图，才能对国内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们从飞机擦地着陆处开始，沿中轴线南行。蒙方陪同人员没有紧跟我们，而是在机头残骸附近，远远注视我们的行动。由于除了指北针以外，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只好在确定南北方位后，以大块飞机残骸做标志，三步相当于两米，一路跨步测量。我在50年代曾学过场地简易测绘，现在派上用场了。小王没有学过这种测量方法，但他领会和掌握很快，因此我们进展顺利，纵和横的结合点，几乎不需要做什么修正。与此同时，我又将昨天已拍照过的大块残骸，重新定点拍照，小王记下所拍物件的名称、距离和方位，以及胶卷的编号。我为自己50年代迷上了摄影技术而感到自慰，今天总算“一显身手”了。也感谢国内发给“莱卡Ⅲ型”（当时联邦德国最新式的）这样高级的照相机，这次充分发挥了作用，共拍摄了七个胶卷。加上小沈拍摄的三个胶卷，共有三百五十多张照片，留下了历史性的见证。

　　后来听中央专案组的同志说，现场步测示意图和这些照片，对中央同志了解情况，以及空军专家组分析判断飞机坠毁原因，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什么能比自己的工作成果得到承认，得到肯定，得到褒奖，更令人高兴呢？我感到可惜的是，使馆没有配备电影摄影机，否则，拍上一部电影纪录片该多么有价值！

　　我们步测走到昨天察看的那堆什物旁，小王指着两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说：“咦，怎么昨天没见这两个包？”我问蒙方陪同人员，得到的回答是昨天就放在这里。我俯身察看，一个是扁平的工具包，装的是扳手、钳子、螺丝刀等修理工具；另一个是机关人员用的文件包，拉链没有完全拉开，里面也有一些工具类东西，但其中有一把手枪，还有一支像是昨天见过的微型冲锋枪。这样一来，在现场发现的手枪已有七支，微型冲锋枪两支。因为急于向机头方向步测，对这两个包没有打开细看，只各拍了一张照片。在机头残骸附近，着重察看和补拍了有“民航”字样那截机翼的大洞。并到二百米以外草丛中，拍照了那个一点损伤痕迹也没有的飞机轮胎。

　　工作完毕已到下午2时，登上汽车，开向现场以西的慢坡，我让司机折往埋葬死难者的墓地。我和小王来到墓前，望着一堆黄沙土的新坟和1至9号的木牌，肃穆地站了一会儿，心中默念：“来跟你们最后告别了。”坟堆得扁平，土不够高，我跟小王说：“最好明年春天，咱们能来培培土。”小王点头并补充了一句：“听说这里野狼很多，可别让它们把坟扒了。”

　　汽车向南开去，我探头车窗外，往回又看了一眼那明晃晃的发动机进气口和导流锥。

　　回温都尔汗的路上，极度紧张后的疲劳重重袭来。来现场前的9月14日夜，我没有睡好，9月15日夜至16日凌晨，由于举行第一轮会谈，睡了不到4个小时。为了抵御困倦，我这个从来不抽烟的人，在车上猛抽了两支中华烟，然而仍然支持不住，尽管汽车颠簸得厉害，也不由得昏昏入睡。一觉醒来，已到了克鲁伦旅馆的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