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枫

父亲对中医治疗十分热衷。记得小时候看到他有许多细长的银针和用来消毒的酒精棉球，时不时地给自己扎上两针，一副面不改色的样子，让我心中充溢着敬畏。他因不适应北方气候，患了几十年鼻炎，还因鼻甲肥大做过手术，但呼吸依然受阻，于是晚间常剪下一些长条、椭圆、正方和蝶形的活血通淤药膏，贴在鼻梁和周围的穴位上，以使入睡后呼吸能顺畅点，颇有些京剧脸谱的样子。因为尝试着不同的部位以总结最佳效果，“脸谱”也在不断的出新中引出全家人的笑声。

父亲笃信中医，并能熟练运用一些偏方治病，最初是因为他的呼吸系统多年来不适应北方的气候，加上常年“拼命三郎”似的工作使身体过度透支，他必须找出对应的招数让自己不至太难受。那些简单的操作对父亲来说自然不在话下，但掌握耳穴测诊技术，他可是下了一番工夫，这要从文革说起。

父亲当年被中央文件错误点名后，戴着各种强加在头上的“帽子”，被军管小组送到新华社房山干校劳改了近三年。繁重的体力劳动，近百万字翻来覆去的书面检查，使他的身体和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导致高血压、心脏病，眼底动脉硬化多次出血。后来听说是因为怕他死在干校，才放他回了家。

那时单位不让父亲工作，每月只发35元生活费，加上母亲的工资才刚过百元，全家日常开销十分拮据。祖母看病没钱找大夫，父亲就对照中医药书籍研究祖母的旧处方，掌握药性及配伍，结合病症、脉象诊病开方，居然把祖母支气管扩张咯血的病情稳定住了。父亲又到处找偏方和新疗法，为诊治自己的病开源节流。

一次，他从社会上散发的宣传材料中发现湖南有一种耳穴测诊及疗法，就试着按图片说明找来电池、导线、耳塞和空心笔管等，用剪刀尖把铝质胶卷盒顶部钻出小洞，自制了一个小巧玲珑的“耳穴测诊仪”，扭过脸让耳朵对着镜子，津津有味地斜着眼睛给自己测起病来。有了一些心得后，他又给家人、老同事和老朋友轮番检测，运用他以往自学的中西医知识，还真查出了不少病，让大家刮目相看。后来，他又得到了南京出版的比较详细的耳穴诊治手册，如获至宝，结合湖南的材料和自己的知识积累，他的耳穴探测诊断技术日臻成熟，并有了许多独特的发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患癌症，被医院当做良性肿瘤开了刀，在病床上又被宣读了由新华社上报、中共中央批复的对他有着许多不实之词的审查结论，父亲很愤怒，当即拒绝了医生提出再开一刀和化疗的方案。回到家，他选择有通经络功能的乳香、末药、麝香和西黄丸与其它中草药配比后内服，又把原来往鼻子、脸上贴的药膏剪成约1平方厘米左右的正方形，放入西黄丸或六神丸，还用火柴杆剪出小颗粒，贴到与疾病相应的耳穴上揉来揉去。在几年的摸索治疗过程中，他都是用“测诊仪”选穴及监测病情，随着“肿瘤线”响声的减弱、消失，父亲终于战胜了癌症，为自己的生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文革结束时，父亲的测诊技术也发展得几近“炉火纯青”。在没有恢复工作的日子里，他就像个业余郎中，走到哪里都带着他的“测诊仪”，遇有需要就“露”一手，为病人提出明确的诊断参考和建议，也给朋友们带去了知识和惊喜。他还教我制做了一个“测诊仪”，并倾囊倒出他的测诊心得供我参考，让我在自己和家人的耳朵上实习，还建议我将“测诊仪”带到我所在的部队医院实践。虽然我的技术远不如父亲那般出神入化，却在与战友们相互测诊中感受到了中华医学的神奇和探索人体奥秘带来的快乐。

王唯真为朋友测耳穴。

恢复工作后的父亲被借调到中纪委协助处理大案要案时，已有近8年的耳穴测诊经验。在那里他同样有求必应，诊断精准、极少失误的名声，使前来请父亲出手相助的人络绎不绝，我们家也几乎成了“土诊所”、“神仙地”。

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领导王文克叔叔，曾带来三位病人“考”我父亲：“唯真，不说他们有什么病，看你能不能瞧得出来。”父亲分别给他们号了脉，又用“测诊仪”测试了一番后，怔住了。“没关系，都是老同志了，有什么病你就直说，别怕我们受不了。”其中一位病人急切地请求着。父亲对他说：“你身体不错，就是有点高血压。”又指着一位穿军装的人：“他可能消化系统有肿瘤。”另一位女士连忙问父亲：“我近几个月来感到身体很难受，但医院尚未确诊我是什么病。”父亲告诫她：“可能是肿瘤，但因为耳穴上反应点很多，我不能断定肿瘤在哪个部位，你最好再到医院认真检查一下。”那位“高血压”心悦诚服地证实了父亲的说法，穿军装的人也告知了他刚做完胃癌切除术，正在恢复中。一个多月后，父亲遇见王文克先生，问起那位女士的检查结果，得知她已去世。王文克说：“她听从你的建议到日坛医院检查，发现是肾上腺癌，已经广泛转移了。”父亲黯然……

父亲在新华社的老朋友、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先生，讲起他的心脏不太舒服。父亲号脉、测诊后认为心脏没有实质性的毛病，但发现耳穴肿瘤区和肺区有中度反应。听李先生说自己刚做过肺部检查，没有任何毛病，父亲便根据中医“肺主皮毛”的理论，问他是否有皮肤瘤或黑痣，得知他臀部的一个“梅花痣”近期有增大趋势。父亲建议他给医生看看，最好切除。他去医院切除了“梅花痣”几个月后再来我家时，父亲的“测诊仪”已听不出他耳穴相应区域的响声了。

王唯真在为新华社国际部编辑、越南归侨王哲民先生做耳穴测诊。

在地理研究所工作的蔡清泉先生，曾带同事老张来找我父亲，说他经常尿血，被医院怀疑为一侧肾脏有肿瘤。父亲测诊发现耳穴肿瘤区毫无反映，而输尿管区反应很强烈，故认为血尿另有原因。老张拿出医院做的扫描图，只见图中一侧肾脏已肿大变形。父亲吃了一惊，重新在两侧耳穴的肿瘤区反复测试，仍旧毫无反应。据此，父亲肯定地说：“我认为不是肿瘤，较大可能是结石刺破输尿管引起血尿和炎症，结石和炎症引起输尿管排尿不畅而导致肾脏积水肿大。”不久，蔡清泉先生来电话说：“医院最后诊断同你说的一致。老张的结石取出后已不尿血了，肾脏也复原了。”父亲听了很高兴。

父亲的耳穴测诊不仅对分辨肿瘤与否有相当的准确率，对其他疾病的诊断也很神奇。前六机部船舶进出口公司经理林光前先生，因多次出国谈判，工作紧张、劳累，曾同时兼有胃部不适、长期腹泻、心脏逸搏和胸闷气短等症状，屡治不愈，医生甚至按精神类疾病给他吃“奋乃静”也不管用。在北京治不好，他又到外地求医，仍不见效，遂由孩子介绍来请我父亲确诊。父亲发现他耳穴的甲状腺区反应强烈，考虑到甲状腺机能亢进的病人可以出现上述症状，就建议他去医院检查。他果真查出了甲亢，经过治疗终于恢复健康，回到了工作岗位。

从外单位调来总社的李普同志，因病住进友谊医院外宾病房，胃疼发烧的症状消失了，病因却不明，据医生讲这是一笔糊涂账，还需进一步“侦察” 。他得知父亲耳针测诊效果“神奇”，特以毛笔修书一封，请父亲用自制的仪器前往诊断。新华社参编部朱颖女士告知：胸口和肩背痛已三年多，被医院诊断为“心绞痛”，并接受了试验性药物治疗，却总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父亲注意到她的耳垂上没有冠心病沟，就为她做了耳穴测诊，并告诉她：“你不是心脏病，可能是胆结石。”她按父亲的指点换了大夫、查了B超，确诊是胆石症，因为胆囊已失去功能，遂做了摘除手术。如今已八十多岁的朱颖女士高兴地说：“多亏王唯真为我确诊，几十年来我再也没有心绞痛过。”

  新华社同事李普从医院来信向王唯真求助采用耳针测诊。

父亲还为一些同事和熟人测出了肠息肉、脂肪肝、心肌炎，排除了鼻癌、类风湿等等；由于为医学诊断提供了新的思路，医生和主任们都十分好奇，戏问就诊病人背后是哪位“高人”在指点。父亲听到这些反馈，总会笑着说：“是耳穴探测呵！”一位认识父亲的肿瘤研究所领导在得知父亲的检测方法后，感慨道：“他真是久病成良医呀！”

我怀孕后期转氨酶突然升高，还出现了很重的黄疸，被诊断为“急性黄疸型肝炎”；与此同时接医院告知：胎儿被查出多囊肝、多囊肾，建议这种畸形儿最好不要；考虑到胎儿已较大，不适宜做中期引产，可做碎胎处理。我坚持进一步确诊后再下决心，但八次B超都支持医生的结论，我很焦虑。父亲为我测诊后，信心十足地说：“你没有患肝炎，因为双侧耳朵的肝胆穴及辅穴都没有反应；另外，你要多去几家医院检查胎儿的情况，集思广益才有助于正确判断。”终于，北京妇产医院的大夫采用前后相隔一小时做两次B超的方法，排除了胎儿由于膀胱憋尿误为多囊肾的错误诊断；不久，我的“肝炎”也因孩子的出生，消除了对肝胆挤压带来的机械性梗阻而“痊愈”。看着健康、美丽的婴儿，我由衷地感谢父亲，父亲不仅给了我生命，还帮我保住了儿子的生命。

   王唯真在给他姐妹的孩子们做耳穴测诊。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一次采访途中遭遇车祸，胸、腰、骶椎多处骨裂、骨折，痛得动弹不得。父亲闻讯，立即赶到市急救中心了解我的伤情，他一边安慰我说“放心吧！长好了比没断还结实”，一边掏出老花镜凑近我的耳朵仔细观查。他摸了摸我左耳对耳轮的疼痛部位，转身对家人说：“你们看：耳穴对应得有多准，这里发红，还肿了起来。” 看着他又在抓住机会搞研究，我们大家都笑了。

后来，父亲由于工作繁忙并兼任全国侨联、延安精神研究会等多项社会工作，拿不出较多时间和精力再当“郎中”，就利用点滴时间集中研究肿瘤测诊。诊断结果的屡屡应验，让父亲和病人们常常感到：耳穴测诊如能在中医门诊推广，将在普查和早期发现肿瘤上大有可为。

翻看父亲留下的剪报和摘记发现，他多年来十分关注耳穴诊断和耳针疗法在国际上的流行趋势。在得知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等对此研究得相当火热，还出版了不少研究著作时，父亲认为：中国作为耳穴诊断和治疗的首创国，发展潜力仍然很大，因为几千年发展起来的中医学，其纵深性和普及性都是外国所不能比的；耳穴测诊结合中医号脉，相辅相成，确诊率高，检测仪器价格低廉，易于推广。重视并发挥这一中医国粹的优势，不仅造福国人，还将造福全人类。

如果没有在文革中经受惨烈的伤害，如果没有因此而导致的经济拮据和病痛折磨，父亲今生可能只会使用银针、开简单的中药方而已。在痛苦和磨难中，父亲被迫成就了耳穴测诊的专长，把对伤害的无奈转化为知识和本领，为亲人、为朋友、为同事解除病痛，让我明白了人在面对挫折时，要变被动为主动的道理，也看到了父亲的坚忍、睿智和胸怀的宽广。

2010年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