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毛泽东曝高岗真实死因 暗示被刘少奇搞死

　　在一次会议上曾谈及了高岗的真实死因。 也许是没有讲稿的即兴发挥，抑或另有深意的旁敲侧击，毛泽东除了谴责他“搞阴谋”，同时对他自杀的结局表示遗憾。令与会者意外和震惊的是，毛直言“高岗的 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在座诸公谁人不晓，高岗当年的矛头所向，主要是。毛这番关于接班人讲话的最后，指示“接班人的问题还是 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本文摘自2010年第10期《同舟共进》，作者冯锡刚，原题为《歌未竟，东方白：毛泽东在1964》。

　　高岗在一次讲话上的留影（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接班人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

　　从目前已披露的材料看，毛刘分歧固然在1962年的 “七千人大会”已开始，但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两人还是步调一致的。即使是社教运动，在1964年春夏之前，也还是基本一致的，在对国内形势的估计上， 毋宁说刘比毛更“左”。在笔者看来，引发毛泽东强烈反应的直接原因，还是对“大权旁落”的殷忧。

　　由反对赫鲁晓夫而虑及自己身后是否重蹈有人作“秘密报 告”的覆辙，毛泽东产生这种忧患，似是“反修”的题中之义。选择新的接班人自然成为毛念兹在兹的大问题了。此外，接班人问题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便是防止 “和平演变”的一项对策。因而，“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一命题也就在1964年应运而生了。

　　5月13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递送一份报告，汇报辽宁省盖平县某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肯定这是“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毛泽东于5月18日批示将这份报告印发正在召开的中 央工作会议“予以讨论”。6月16日，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发表讲话，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备战，地方党委要抓军事；二是培养接班人。如何培养接班人，毛 谈了五条。“九评”根据毛的讲话精神，形成文字严谨、结构完整的篇章（对照“文革()”初期的传抄稿，删去了许多重要的内容），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 的节录，经由毛本人审定，保留了若干重要段落，现引其中一节：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 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辨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 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 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也许是没有讲稿的即兴发挥，抑或另有深意的旁敲侧击， 在谈到高岗问题时，毛除了谴责他“搞阴谋”，同时对他自杀的结局表示遗憾。令与会者意外和震惊的是，毛直言“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 的”。在座诸公谁人不晓，高岗当年的矛头所向，主要是刘少奇。毛这番关于接班人讲话的最后，指示“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

　　正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部署和准备接班人上，采取了重 要措施。12月28日，正是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责难刘少奇的这天，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名单，向正在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提交。与上届相较，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取代，成为国务院排序第一的副总理；新任的三名副总理为柯庆施、陶铸、谢富治。

　　从现已披露的第一手资料看，柯庆施是毛泽东以曲折的方 式表露关于接班人隐忧的唯一的封疆大员。1962年12月下旬，临近其七十初度之际，毛泽东将若干“反修”材料批转柯庆施，要求“印发会议各同志。大家读 一、二遍，并讨论两天”。意味深长的是，毛在这批材料末页的空白处书写了清代诗人严遂成所作的《三垂冈》，并写有跋语：“古诗一首。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 后唐庄宗李崇（存）勖诗。”向一位并不熟悉古典诗词的封疆大员写示这样一首并不出名的七律，显然不是雅人深致的娱情。加写的跋语似乎曲折地指示了领会此番 用意的路径。柯庆施在1958年的会议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跟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在制造对毛的个人崇拜上，似乎不让林彪专美于 前。在16名副总理的排序上，柯名列林彪、陈云、、贺龙、之后，位居第六，超越同为政治局成员的李富春、、谭震林。

　　陶铸被毛泽东称为“党内的一头牛”，毛赏识这位自称 “我是只左不右的”干才。但在1956年9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上，陶铸当选中央委员的得票数竟列倒数第三，仅在曾希圣、陈绍禹（王明）之前。笔者以为，这可 能多少与他1953年财经会议上不合时宜地发表批评刘少奇的意见有关。（高岗在此次会议上有“批薄射刘”动作。）“只左不右”的陶铸，在1958年的“大 跃进”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1960年代之初的“反单干”以及社教运动中的作为，显然为毛所赏识。

　　谢富治于1959年接替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长，从此进入 中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60年代的几册中，刊有涉及谢富治的若干批语，显示出毛对其工作的肯定。尤其是三届人大召开前夕的12月5日，毛对谢在 冶炼厂蹲点的报告作出“很可一看”的批示。谢富治在“文革”中一直受到毛的信用，1972年病逝，在追悼会上与其遗孀相拥而泣。

　　不无巧合的是，1965年1月2日（正是三届人大选举 和任命国家领导人的前一天），毛泽东批送谢富治、李井泉（三届人大新任副委员长）、陶铸三人作于1941年批判王明路线的长达5万多字的一组文章，“请提 意见，以便修改”。批语中有一段涉及当年高层的文字。这件材料除1964年3月批送中央政治局一级的成员（经常列席常委会的吴冷西例外），地方大员及政治 局以下的仅此三人（柯庆施正在肺癌手术后的病疗中）。

　　愤怒出诗人：“反修”激发了毛泽东的灵感

　　愤怒出诗人。反对赫鲁晓夫，激发了毛泽东的艺术灵感，形成了继1930年代长征诗词之后的又一创作高峰。1964年的毛泽东，作为政治家诗人，继续用他特殊的方式，以诗词作批判的武器，这就是创作于这年春季的《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是）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贺新郎·读史》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诗化。

　　1964年的毛泽东，思虑所及，渐由国际反修转入国内 反修（社教），由运动重点之争及于接班人的替换，选择的突破口在文艺和教育两界，而确保既定路线的推进，要端赖对军队的掌控和对个人崇拜的鼓励。这一切被 有机地组合在了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切，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两年之后开通的“文革”之路。

　　“歌未竟，东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