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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毛泽东掌权后最狼狈一刻 人生最后一次乘机

2016-5-16 12:42| 发布者: 佚名| 查看: 74437| 评论: 0|来自: 史海钩沉

摘要: 史海:毛泽东掌权后最狼狈一刻 人生最后一次乘机   数百名老百姓跟带枪的战士,冲进住的东湖宾馆大院里,直冲到离毛住的楼不远处,把住在另一幢楼里的“中央”成员王力一顿暴打后抓了去。自掌权以来毛泽东的 ...

史海:毛泽东掌权后最狼狈一刻 人生最后一次乘机

  

  数百名老百姓跟带枪的战士,冲进住的东湖宾馆大院里,直冲到离毛住的楼不远处,把住在另一幢楼里的“中央”成员王力一顿暴打后抓了去。自掌权以来毛泽东的安全还未受到过这样的威胁。刚从返回的,立马转身再飞武汉,带来二百多名全副武装的中央警卫团人员。周把当年做地下工作的一套拿出来,到武汉后等到天黑,再乘汽车驶向毛的住地,还换了衣服,戴上墨镜。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两点,毛乘夜色从东湖宾馆后门尴尬离去。三套交通工具同时待命:专列、专机、长江上还有舰艇。毛先说坐专列走,上了专列,他又说乘专机。赶到机场后,他没有上自己的专机,上了另一架飞机。机长问飞哪里,毛答:“先飞起来再说。”等飞机升空后毛才下令飞往。本文摘自《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张戎、乔·哈利戴,开放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文革期间接见红卫兵(图源:AFP/VCG)

  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清洗了数以百万计的各级干部,主要用军队的人来替换他们。但军队立即给毛带来新的难题。新当权者中必须有造反派的参与,而号称造反派的组织多如牛毛,互相竞争,毛只能依赖军队来选择。不少军队干部倾向选择对走资派比较温和的派别,用中国当时的话说,就是不那么“左”的人。如果让军队这样干下去,文革等于没有搞。

  不遂毛意的地方之一是他爱去游泳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出身穷苦农民,十八岁参加红军,从排长一直升到上将。陈对文革非常反感,不加掩饰地表示过对的同情。他在湖北“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解散了下手最狠的造反派组织,抓了它们的骨干。一九六七年五月,温和派们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号称拥有一百二十万之众的“百万雄师”,陈支持这个组织加入新当权者的行列。

  七月中旬,毛亲自出马来到武汉,叫陈再道改变立场。毛以为此举易如反掌,打算在陈再道照办后,用武汉给全国军队做榜样。

  令毛泽东大吃一惊的是,当他的指示被传达给陈再道,说“百万雄师”不算造反派,是“保守组织”,武汉军区支持它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陈当面顶撞毛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一般的“百万雄师”成员,还有跟他们交上朋友的军队官兵,反应更为强烈。七月二十日凌晨,他们涌上大街游行示威,反对这个指示。几百辆卡车载着数万手持长矛铁棍的工人,上千名带枪的官兵,车顶架着机关枪,到处是沸腾的愤怒情绪。人们只敢公开反对“中央文革”,但矛头暗地里指向毛。他们看到神秘的“东湖宾馆”的灯亮着,猜到毛来了住在那里,车上高音喇叭对着宾馆大声抗议。大街上出现的标语有“靠边站”、“毛主席受了蒙蔽”。陈收到许多声援信,其中一封请求他用他的权力,“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些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世界上空前的独裁分子从地球上消灭”。

  接下去数百名老百姓跟带枪的战士,冲进毛住的东湖宾馆大院里,直冲到离毛住的楼不远处,把住在另一幢楼里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一顿暴打后抓了去。

  自掌权以来毛的安全还未受到过这样的威胁。刚从武汉返回北京的周恩来,立马转身再飞武汉,带来二百多名全副武装的中央警卫团人员。周把当年做地下工作的一套拿出来,到武汉后等到天黑,再乘汽车驶向毛的住地,还换了衣服,戴上墨镜。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两点,毛乘夜色从东湖宾馆后门尴尬离去。三套交通工具同时待命:专列、专机、长江上还有舰艇。毛先说坐专列走,上了专列,他又说乘专机。赶到机场后,他没有上自己的专机,上了另一架飞机。机长问飞哪里,毛答:“先飞起来再说。”等飞机升空后毛才下令飞往上海。

  这是毛最后一次坐飞机,对他而言也是逃命。荷枪实弹的人群居然闯进他的住地混乱地拥挤抓打,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成千上万的群众游行,对他的指示公开表示敌意,游行的队伍中还有武装军人。当伟大领袖以来,毛还没有这般狼狈过。

  留在武汉的周恩来把王力保了出来,见到王力时同他拥抱,把自己几天未刮胡子的脸同王力的脸贴来贴去,还流了眼泪。王力坐飞机回到北京时,特意先到的周恩来在机场率领数万人欢迎他。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大会声讨武汉,王力、周恩来登楼,主持。

  陈再道被撤职,由忠于林彪的武汉将领刘丰代替。卷入抗议事件的部队被改编,有的官兵押送农场劳改。“百万雄师”被解散,不肯屈服的被武力打垮。据后来官方统计,打伤打残打死的军人、干部、老百姓多达十八万四千人。陈再道和几名同事被召到北京,“坐喷气式”,拳打脚踢,陈低头弯腰六、七个钟头,被踢倒在地。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街头的批斗会上,也不是发生在不见天日的地牢中,而是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里,打手们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率领的高级军官。即使在流氓当道的文革中,政治局会议成了打人场所也还是独一无二。在世界政治史上恐怕也属首创。

  武汉发生的事使毛又气又急,他认为百分之七十五的军队干部靠不住,决定在军内搞清洗,抓“军内走资派”。

  但毛很快改变了主意。他已经打倒了大部分地方干部,军队里不能再过多地树敌。军队的稳定至关紧要。毛装作军队受冲击不是他的意思,是“中央文革”几个人假传圣旨,把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先后抛出做替罪羊。王力是八月三十日被捕的。一个月前,他还是耀武扬威的武汉事件英雄,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百万大众的欢呼。欢呼的对象不是毛,这是绝无仅有的。荣耀的顶端也埋下了王力倒楣的根子。看到王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机,一边是林彪,一边是周恩来,毛泽东心里不痛快,说王力现在“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力跟着就进了监狱。

  军队稳定了,但用谁、选谁做新当权者,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毛不得不靠林彪,也不得不让林彪把军队的管理机构变成林的私家班子。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毛授权林彪成立“军委办事组”,负责管军队。“办事组”成员是叶群外加几个亲信将军,他们不仅靠林飞黄腾达,有的还靠林救了性命。

  其中之一是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文革初期,邱受到残酷批斗,肋骨被打断,肩胛骨骨膜、肌肉断裂,造成终身残废。他晕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再打。就在他觉得自己快要不行了的时候,林彪的手令到来,下令放他。他事后给林的效忠信说:“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零点四十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是我一辈子、是我妻子儿女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时刻……”

  邱会作再度掌权后,对整过他的人进行大肆报复,监禁刑讯了四百六十二人,虐待的花样中包括逼着受关押者吃浸透粪便的馒头、踢生殖器等。八人死亡。

  邱从小在“革命队伍”长大,看到过太多共产党的无情。长征前夕,他和几个孩子受命把党的文件捆成包,用布包好,用蜡封住,拴在石头上沉下鄠都河。当他们爬上岸时,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领导的夸奖,而是保卫部门黑洞洞的枪管。像无数向导和其他知情人一样,按规矩得杀了他们灭口。只因为某要人路过看见时讲情,他们才逃过了刀下鬼的命运。

  林彪建立私家班子的胃口越来越大。毛曾派亲信杨成武当代理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林彪要把杨成武拉入自己的圈子,不果,转而要搞掉杨。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迫使毛把杨投入监狱。同时身陷囹圄的还有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杨、余、傅的三个位子,都是林彪想要的,他换上了自己的人。毛甚至让中央军委常委也停止办公,所有元帅靠边站,停止接收文件,一切大权交到林彪手中。毛只保持一项最要紧的权:调动一个营以上的兵力要他的许可。

  林彪安插黄永胜当总参谋长。尽管黄是跟毛上井岗山的,毛连他的样子跟名字也对不上号。情场老手的黄,不久成了叶群的情夫。黄、叶之间的关系在一次长达三小时的电话中显露无遗。这次电话后来官方发表了录音,说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偷录的,但毛搞窃听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录音这样说:

  叶:我再就是怕你追求生理上的满足闯出祸来。我跟你说,我这个生命同你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政治生命和个人生命。

  ……

  叶:我的孩子,还有新潮〔吴法宪之子〕,我们的加在一起,至少有五个吧。五、六员大将,他们将来不会矛盾,一人把一个关口,也是你的助手嘛。

  黄:呃?太感激你了!

  叶:在北戴河都没讲。而且我又采取了那个措施。万一要有〔怀孕〕,如果弄掉的话,我希望你亲眼看我一次。〔哭声〕

  黄:我一定来!一定来。你不要这样,这样我也难受。

  叶:再就是你不要因我受拘束。你对周围的人,可以开开玩笑。我不能老陪着你,我这里也忙。我心中不狭窄,你跟别的女人,可以跟她们热一点,不要顾虑我,我甚至把她们当小妹妹一样。

  黄:那我不赞成。我只忠于你一个。

  叶:你喜欢别人,也可以。但有一条,嘴巴要特别严。如果她讲出去,把我牵连上,那就会发生悲剧。我家也会发生悲剧。

  ……

  叶:我觉得我们要处理得好的话,对于你有好处,对我有好处,对于我们后代都有好处。你相信吗?

  黄:相信!相信!相信!

  既有炙热的真情,也有冷峻的政治打算,新总长的命运便跟林家拴在一起了。

  林彪把空军建成他的基地。他的亲信把他二十四岁的儿子、小名“老虎”的林立果提拔为作战部副部长,向空军宣布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林的女儿豆豆当上了空军报副主编。

  在把军队交给林彪的前后,毛曾设想过建立“第二武装”,像纳粹冲锋队那样的队伍,由他称为“左派”的造反派组成,去打垮“保守派”。一九六七年“七·二○”武汉受惊后,毛满怀对“保守派”的痛恨飞到上海。八月四日,上海文革中最大的一场武斗发生。经过若干天组织准备的十多万“左派”,手持长矛铁棍,把两万五千名所谓“保守派”包围在黄浦江边的上海柴油机厂,冲进去一阵毒打,一天下来九百多人受伤,许多人落下终身残疾。为了防止被围的人逃掉,东海舰队派军舰堵在江口。要调动军舰,没有毛安排绝对不可能。武斗时有两架直升飞机在天上盘旋拍电影,摄影师们两天前就在现场架设了摄影机,最后拍成一部两个半小时的纪录片,“左派”有组织地看了,毛也在别墅里看了。他后来把指挥这场武斗的王洪文提拔为中国第三号人物,祝贺王说:“看了你们的电影,你们打了个胜仗。”

  “八·四”大武斗的当天,毛下令成立“第二武装”。他给江青写信,说要“武装左派”,“我们为什么不能武装左派?他们打我们,我们就可以打他们。”

  发枪给平民这道命令给毛带来了他无法控制的大乱子。到底谁是“左派”是一笔搅不清的糊涂帐。没有哪派敢自称“保守派”。以安徽为例,那里的两派组织都说自己是“左派”,都有响当当的革命名字:一派称“好派”,因为他们宣布夺了省委的权,说他们的夺权“好得很”;一派称“屁派”,因为他们说对方的夺权“好个屁”。由于“左”的标准含混不清,军队把枪发给他们认定的“左派”。另一派不服,便去夺枪,时有军内同情者暗中相助。于是大批人手中有了武器,真枪实弹的武斗蔓延开来,全国城镇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内战战场。中共掌权近二十年来第一次有了失控的危险,第一次滑向无政府状态。

  毛不得不在九月五日下令全国各地收回已发枪支。但收枪不那么容易。他后来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说,四川省收缴了三十六万支枪,还有许多没收上的。民间有了枪,“土匪”悄悄出现在边远地带。

  除了在控制严密的上海组成一支装备了武器的上百万人的队伍外,毛放弃了在全国建立“第二武装”的设想。毛也只好停止划分“左派”、“保守派”,要各派团结起来。但各派都阳奉阴违,继续争权,武斗停不下来。

  人们不上班了。经济遭到破坏。军事工业,甚至核武器工业,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受到严重干扰。就连毛的个人安全也受影响。有个造反派学生想像自己是个侦探,在毛外巡时暗暗地尾随毛,从北京一直跟到,消息来源是他在毛的保卫人员中的朋友。虽然两人都很快被发现关进监狱,但毛的安全工作还从来没有如此松懈过。

  一年之后,不管北京怎样三令五申,武斗仍在进行。不听话的人中最知名的是蒯大富,他一心要把大学反对他的组织彻底打垮。无论上面怎样叫他住手,他也不听,说自己打的是“保守派”,按毛主席的指示该打。毛只好亲自出面制止他,同时也拿他做典型,警告全国大大小小的派系组织。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四万名赤手空拳的工人派进清华收缴武器。蒯下令抵抗,五名工人被打死,七百多名被打伤。第二天,他应召去人民大会堂。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毛泽东也在场。他一头扑在毛怀里号啕大哭,哭了好几分钟——恐怕是破天荒头一个在毛怀里哭的外人。毛也哭了——感情、理智不能两全,他憋气。感情上毛恨不得把“保守派”全部打垮,但理智上毛为了政权不能不恢复秩序。他对蒯大富和其他在场的造反派学生领袖说,派工人去缴蒯大富的械是他的意思,要是有人不服,再继续武斗,就要由军队“包围起来”,“实行歼灭”。蒯等学生领袖都乖乖地保证回去照办。

  毛的讲话要点和学生领袖们的保证向全国公布。紧接着大学生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学生组织就此解散。蒯被分到偏僻的宁夏当工人。随后,一千万中学生上山下乡。总共离开城市的有一千六百万青年,为毛政权解决了失业问题。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也烟消云散。

  在非学生的造反派中,武斗依然连绵不断。不听话的被一概打成“五·一六”分子。蒯大富因为声名在外,被硬拉为“五·一六总后台”,受到“隔离审查”的处置。因“五·一六”遭殃的造反派据估计上千万,其中三百五十万被关押。

  为了建立、巩固文革新政权,中共国家机器制造的暴力,其程度远超过派系之间的武斗。这一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在一九六八年夏的广西省。那里毛任命的第一把手韦国清将军,不惜动用机关枪、迫击炮和大炮,镇压反对他的人。

  广西全省刮起了“红色恐怖”风暴。宾阳县的新当权者、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传达上面的指示说:简单的枪毙不足以吓人,“当运动起来,积极分子开始用枪杀几个问题不大,但我们要引导用拳头、石头、木棍打,这样才教育群众”。“现在告诉你们一些底:这次运动要对敌人砸死的大约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就这样,从七月二十六日到八月六日的十一天内,全县被残忍杀害的“阶级敌人”达三千六百八十一人。与之相比,文革头两年,被打死或迫害致死的“只有”六十八人。在这场风暴中,广西死了大约十万人。

  当局组织了“杀人样板会”,教人怎样行凶,有些地方,政法干部亲自示范。就是在这种滥打狂杀的空气中,广西吃人成风。最有名的武宣县,毛死后的官方调查于一九八三年登记了有名在案的七十六个牺牲品。吃人往往发生在批斗大会后,被斗者被立即处死,身体上那些据说好吃的部分,如心、肝、生殖器,在人还没完全死去时割下来当场烹调,摆所谓“人肉宴席”。

  一个叫邓记芳的农民,唯一的罪名是地主的儿子。在清澈纯净的滩江水畔,他被五、六个人用松枝压住手脚,一人用菜刀把胸膛剖开,掏出心肝切细由众人分享。开膛的凶手在作家郑义访问时已八十六岁了,他豪气十足地说:“是我杀的,谁来问也是这个话。……不怕!那么多群众支持,杀的又是坏人,不怕!……冤鬼报仇?哈哈,干革命,心红红的!毛主席不是说:不是我们杀了他们,就是他们来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

  全国上下建立新政权的一九六八年,是文革大屠杀登峰造极的一年。那年毛搞了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把全国所有的成年人全部审查一遍,造一个大“另册”,把新、老“阶级敌人”全部放进去,对他们加以不同惩处。“阶级敌人”类别多达二十三种,挨整的达数千万,比以往任何运动迫害的人都多。

  一个目击者看到安徽当时的头面人物是怎样决定谁应该被枪毙的。他懒洋洋地随手翻着公安部门每月上报的可杀的“反革命”花名册,不时打着官腔说:“这个还留着吗?杀了算了。”又翻一页:“这个呢,也杀了吧。”他问身边人:“这个月江苏杀多少?浙江呢?”身边人回答后,他说:“我们杀个中等数吧。”人的生命便结束在这官腔的尾音下。

  受害最深的省份之一是内蒙古。毛很早就怀疑有人要把内蒙分裂出去,跟外蒙古合并。那里的负责人滕海清将军为此搞了场大清查。根据毛死后的官方调查,被清查的人,有被头顶上钉钉子的,有被割舌头挖眼睛的,有被鼻孔里塞上火药点着火的,有妇女被用棍子强奸的。一个叫金雪云的回族女干部,被凶手们用铁钳将牙齿一颗颗拔掉,又把鼻子耳朵拧掉,然后打死。在这次清查中,根据官方的数字,三十四万六千多人遭到残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致死。受牵连的高达一百万人,百分之七十五是蒙古族人。

  另一个惨遭不幸的是云南。文革前的省委书记赵建民曾积极反对毛饿死人的政策,支持刘少奇,于是有了子虚乌有的“赵建民特务案”。仅此一案,根据官方数字,将近一百四十万人受到审查,打死逼死一万七千多人。

  云南新当权者谭甫仁将军,自己于一九七○年十二月被人枪杀,是毛统治下被刺杀的最高级官员。在毛的中国,刺杀极其罕见。刺客叫王自正,是军区保卫部保密员。他跟谭个人无冤无仇,恨的是中共政权。早在一九四七年,他在河南家乡参加了一支武装,那支武装枪杀了当地一名共产党村干部。时隔二十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他家乡的村民写信给当局检举他。尽管他早已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尽管中国是如此之大,他个人是如此之小,他还是在一九七○年四月被查出来,拘留审查。他知道等待他的命运是什么,在日记里写道:“不是死刑,也要劳改终身。我的老婆孩子也得受牵连”。他决心杀掉当地的最大人物谭甫仁,要的是“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一天夜间,他设法逃出关()押地,先溜回家向爱妻告别,再潜入军区大院保密室,用他知道的密码销号码开了保险柜,偷了里面的两支手枪和二十发子弹,然后翻墙进入谭的住地行刺成功。当抓他的人来到他面前时,这个独特的复仇者开枪打伤两人后举枪自杀。

  一九六九年四月,大换班后的新政权由中共“九大”正式确立。“八大”是一九五六年开的,尽管党章规定每五年开一次党代表大会,毛拖了十三年,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清洗干净了,才放心地开了会。

  当“九大”代表的标准是“忠于毛主席”,表现方式是“对敌斗争狠”。“九大”的会场人民大会堂里没有阶级敌人,代表们就用争先恐后跳起来呼喊“毛主席万岁”来表示忠心,在毛讲话时尤其热闹。短短六百四十九字,不到两页纸,毛足足念了二十多分钟,大部分时间被冲他欢呼的口号淹没。这样的闹剧并不是毛期待的,他要的是这些人有效率地替他干事。毛逐渐显得不耐烦了,最后草草打住。事后他要大会处对喊口号的时机、内容及领喊人员做出严格规定。

  “九大”的政治局常委除毛以外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中央文革”这时停止活动,江青进了政治局。同时进政治局的还有叶群及林彪的亲信们,包括总参谋长黄永胜。百分之八十一的中央委员是新人,其中将近一半来自军队,广西、云南、内蒙古的新当权者都在内。林彪本人被史无前例地写进党章,称作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大清洗就此结尾。但杀人仍以各种名目继续进行。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起码有三百万人死于非命。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领导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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