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中组部长留给后人、历史、中共的一封信

　　郭玉峰，河北海兴人，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以64军政委身份晋升少将。1966年文革开始后，受到康生赏识调任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实际执掌中组部。上任时康生就曾当着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1975年正式担任中组部部长，1977年被撤职，后因康生的问题被揭发出来而受到审查并开除党籍。对于文革后的遭遇，郭玉峰一直耿耿于怀，先后向中组部、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宋任穷、陈云、江泽民、刘华清、张震等写信申诉，希望能够获得平反。在2010年由郭玉峰夫人闫晶明所著的《我的丈夫郭玉峰》一书中，还收录了《郭玉峰留给后人、留给历史、留给中国共产党的一封信》，“我当时办的事都是中央负责人交办的，或政治局传阅审批、或中央的指示、号召。如：清队、整党、老中青三结合、批林批孔、批陈整风、批邓等等，都是中央指示，哪一件不执行也不行。现在错了，中央负责理所当然。”

　　郭玉峰闫明晶夫妇（图源：《我的丈夫郭玉峰》）

　　关于中组部对我的审查报告我曾提过意见，写出材料送给宋任穷部长和陈副部长，他们都不管，张志杰（造反派头头）等人只改头换面地改了一下，就找我谈。他说：中央首长讲了，如再不同意，就起诉。我想，起诉就是抓人。我知道同他们打官司不会出海瑞、包青天。宋任穷在“文革”开始时，在东北抛出“三条意见”掀起了东北三省武斗，害了大批工人和学生，后来工人起来把他打倒了。开始部队一直是保着他的，只是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才按中央指示未结合他。那时，他是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他们军政一把手之间有矛盾，相互争斗，他失了理、挨了批。我认为，首长之间的问题，应该在首长之间解决，不应该拿他的下属、同时也是他做政委的下属——我来当替死鬼。何况那时我已经离开了沈阳部队，来到中组部工作了呢。一个男子汉，在外面吃了亏，到家里来找家里人出气，那是最没有出息、最可耻的男子汉。这样的人是没有组织观念、没有原则性的，连党的主席华国锋同志的指示、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同志的意见都可以不听，何况我郭玉峰呢！基于上述考虑，我在中组部《关于郭玉峰问题的审查报告》（以下简称《审查报告》）上签了字：“我不提意见了”。本意是：我不是没有意见，而是有意见不提了，请中央考虑。我相信中央会讨论的，中央在作出决定之前会慎重考虑的、会派人找我谈话的、会征求我意见的。我是坚信中央的，我总认为党中央是会实事求是的。

　　我也曾想过要严于责己，再说文化大命错了、党中央错了、毛主席错了，我还不错吗！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我的错误是执行上的错误。不是《审查报告》中所说的，“郭玉峰是林彪、康生、‘四人帮’的得力干将和主要帮凶”。对此，我于1983年8月给邓小平、胡耀邦同志还有其他一些领导同志都写过信，说明我不同意中组部的《审查报告》及其对我的处理意见。这些信发出已六七年了，如石沉大海，毫无音信。现在，我已82岁高龄了，只好把我对《审查报告》的意见写出来，留给后人、留给历史、留给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留给正直的中国人民。

　　一、我永远认为华国锋同志（当时是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讲的是对的。1978年1月25日，我去党校学习，华国锋主席给马文瑞副校长指示说：“郭玉峰同志在中组部做的事情，是中央交办的，主要由中央负责，党校不要追他个人，让他安心学习。”我说华国锋同志说的对，并不因为他说了我的好话，中央给我承担了责任，而是他讲的话实事求是，符合组织原则。中组部是中央的一个部门，是党的一个办事机构，它只能是中央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个人或部里无权决定任何问题。我当时办的事都是中央负责人交办的，或政治局传阅审批、或中央的指示、号召。如：清队、整党、老中青三结合、批林批孔、批陈整风、批邓等等，都是中央指示，哪一件不执行也不行。现在错了，中央负责理所当然。

　　另外，我还要感谢纪登奎同志，他对我执行他管中组部那段工作，坦率地承担了责任。使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敢于承担责任的光辉形象！在这里，我向纪登奎同志保证，我自己的责任我也决不推卸。

　　二、胡耀邦同志说：“中央交办的，就是康生交办的。”华国锋同志当时是党中央主席，胡耀邦是组织部部长，暂且不说他对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和对党、对国家主席的态度，单论他这个简单的推理。在批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时，有人说：三项指示是党中央、毛主席批准的，不好批。毛主席说：中央批的，中央负责。“四人帮”张春桥却说：中央批的就是邓小平批的。胡耀邦同志的推理与张春桥的推理如出一辙。

　　三、我在中组部期间“支左”犯了错误，后悔莫及，甚感痛心。当时的时局大家是清楚的，正如陈云同志讲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错误。当然，我的世界观未改造好，政治水平低，只知道下级服从上级，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这也是原因之一。康生、曹轶第五篇、郭玉峰留给后人、留给历史、留给中国共产党的一封信欧及纪登奎同志管中组部期间，我执行他们的指示犯了错误，我对这些错误曾在中组部的大会、小会上作过多次检查、交待。可中组部某些人硬是揪住不放。说我是“林彪、‘四人帮’的主要干将和主要帮凶”。我不服，我冤枉。

　　四、“四人帮”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在中组部是人人皆知的。他们在批林批孔时，追查我同林彪及其一伙的牵连问题，通过检查、揭发，证明我与他无丝毫牵连。

　　1974年毛主席在新华社一个材料上批“四人帮”。我把毛主席的批示在中央办的读书班上传达了。王洪文知道后大发脾气，要我作检查，质问我为什么传达。等等。

　　1975年X月X日，康生病危，我和纪登奎、王洪文、刘湘屏、黄宗汉同志，还有吴阶平院长在钓鱼台七号楼研究抢救措施。王洪文给张春桥打电话，叫他快来。张春桥来后，气势汹汹地对我说：郭玉峰！我找你算帐，你把青年干部都给我打下去了，可你把一些老的都弄上来，李昌不就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吗？难道文化大革命那么大的运动就不能留几个人吗？还有以工代干问题，这是个路线问题，这个帐我们是要算的。

　　1976年“批邓”期间，王洪文派他的秘书陶新成，党校的安苗到中组部串连，煽动群众整我，找中组部办公室和调研室的人给我贴大字报，让办公室主任带头揭发我紧跟邓小平，他照办了，写了我紧跟邓小平的材料交给了王洪文。这些材料在批“四人帮”时都转到了中组部。陶新成还联络他在党校的熟人联名给我贴大字报，批我紧跟邓小平犯了路线错误。王洪文还在中组部简报上批示：郭玉峰要联系中组部的实际进行检查。煽动群众批我、整我。王洪文在守护毛主席时，深夜给我打电话，批我不检讨、不揭发、真顽固，等等。

　　1976年9月26日，毛主席逝世。我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花圈按排次序，张春桥发火了，他质问我：郭玉峰你为什么要把许世友排到头里？我说有先例，凡许世友在京时出现名次都是如此。他不信，我从包里拿出过去报纸登载情况给他看，他才无奈地说：照惯例办吧！未拿出报纸前，在场的华国锋、纪登奎同志也紧张了一下。

　　事实证明，“四人帮”一贯是整我的、批我的，他们视我为敌。可中组部的《审查报告》，硬把我往林彪、“四人帮”坑里推。我不服，死也不服。

　　五、关于调查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拍的《中国》影片问题。这件事的调查经过和调查结果的上报，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十年的回忆》（本书第二篇）中已作过介绍。在这里只想补充几点认识和说明：

　　1、中组部的《审查报告》把这件事的责任完全写到我身上，是完全错误的，是有意把罪名强加给我的。《中国》影片的调查自始至终是吴德同志主持的，他对我和石少华同志及调查组成员布置的，以后他几次听取过调查组的汇报，最后的审查调查报告初稿、定稿、呈送，都是由吴德亲自签署的。这件事，到底应该由谁来负完全责任，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中组部的《审查报告》却硬把责任扣到我头上，显然，这是有意加罪于我，是完全错误的。

　　当时，吴德同志拿着政治局领导同志“由文化组和中组部调查”的批示，要求我和石少华同志抽调人员组成中组部、文化组联合调查组。我和石少华同志按照吴德同志的指示从文化组、中组部各抽了几个人把调查组组织起来了。以后，调查组写的调查报告我也看过，我要承担的责任就在这一点上。

　　2、关于周总理调阅祝诚的信及阅后批件问题。我说明两点：一是周总理调阅祝诚的信及阅后的批件都未经过我。因为那时我在参加广播局在京西宾馆办的批林整风学习班，不在机关，事后，调查组也未给我看。对此，可以从档案中查阅其经过，予以证实。

　　二是中组部的《审查报告》质问我，为什么不把周总理“亲笔写的说明材料……写入调查报告”。调查组能把总理的说明材料写入调查报告吗？这样写不会引出麻烦吗？人家不会说总理告诉调查组如何写吗？这不是把问题搞复杂化了吗。调查组在调查报告里把拍片的来龙去脉写清楚，把谁批的、谁陪着拍的写清楚，用事实说明影片与总理无关，这不是很好吗？那么，中组部的《审查报告》为什么故意挑剔，把问题向反面整呢？显而易见，这是在有意加罪于我。

　　3、姚文元在祝诚的信上批：“金昭要处理，祝诚要提升。”在广播局批林批孔整风会议过程中，我们了解祝诚派性严重，讲材料不实。到会议结束，连他的入党问题都未通过，也未让他参加新的局领导班子。至于祝诚曾参加广播局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工作不是我提的，也不是我确定的。对金昭同志的处理，不是因为安东尼奥尼拍摄片子的问题，而是在整风会议上揭发金昭同志在宣传工作上有右倾，再就是在整风过程中及会议上支持王志强等造反派头头的活动，不宜参加局核心小组和管宣传工作。

　　4、调查报告提出给戴征远同志处分有些过分，应给纠正。

　　六、中组部的《审查报告》中说我打击、迫害大军区首长韩先楚、许世友、杜平等同志。我不同意。事情经过，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十年的回忆》（本书第二篇）中已有详述，在此，我仅把不同意的理由讲述如下：

　　1、1974年批林批孔时，广州军区送来大批丁盛、刘兴元、任思忠等人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村料；南京军区送来许世友、杜平的材料；张才千副总长送来中央办公厅揭发许世友与林彪等人有牵连的材料；福州军区、福建省革委、福建、福州军区四联会的大量有关韩先楚的材料；还有“林专”等收到的揭发材料。材料很多。毛主席指示：开个会解决一下。先把材料整理出来看看。中央要开会，毛主席叫准备材料。为党中央开会准备材料、为毛主席准备材料，这能说是错误吗？我领导的材料小组辛辛苦苦地为党工作了半年（5月至9月）错在哪里呢？罪从何来？我们一点也没有错。

　　2、众所周知，林彪是个反革命分子，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不应该查清楚吗？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发出了指示，要开个会解决一下，我们不应该紧跟、照办吗？我们紧跟党中央、毛主席，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叫“阴谋篡夺军队领导权的活动”吗？假设那时我顶住，不紧跟党中央、不按毛主席指示准备材料。中组部的《审查报告》又该如何定论呢？

　　3、我们摘录的材料，都是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委、福建省革委的批林批孔四联会、广州军区党委等单位主动、正式上报中央的材料。由于材料太多，我们按毛主席指示，摘录一下，便于党中央政治局领导开会时查看，这是“阴谋篡夺军队领导权的活动”吗？那么，上述福州、广州等党委主动向中央报材料，又是什么“活动”呢？

　　4、我们每摘录出的每一份材料都分送给毛主席、周总理、中央（存档）一份，并送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各一份。全部过程都符合组织原则、都是正大光明的，无任何阴谋可言。再说，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都看了这些材料，没有一个提出不要摘录这些材料。还有，中央在开会前，邓小平同志和老帅们都用这些材料分别找一些与会同志个别谈话，纪登奎同志找韩先楚同志谈话前，他还先找摘录材料的同志研究了材料。这能说我在搞阴谋活动吗？

　　总之，我们摘录的材料是毛主席要看的材料，是中央开会要用的材料，是为清查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要用的材料，是邓小平同志和老帅们找一些与会人员谈话时要用的材料。中组部《审查报告》把我们为党所作的以上工作说成是“‘四人帮’加紧篡夺军队领导权的活动”，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真相，强加于我的罪名。

　　七、曹轶欧是康生办公室主任，中央在处理上，把康生和曹轶欧区别开来。这是完全正确的，符合领导（指示）者从重，被领导（执行）者从轻的处理原则。曹轶欧与我，她是我的领导者，康生给我的指示大都是她向我传达的。我在执行康生指示过程中，一举一动都要向她请示、报告。可以说，曹轶欧既是我的领导（指示）者，又是我执行康生指示的监督者（那时，她在中组部有办公室）。我认为，中央在处理上，也应该贯彻领导（指示）者从重，被领导（执行）者从轻的原则。恰恰相反，中央对我和曹轶欧的处理，执行的是领导（指示）者从轻，被领导（执行）者从重的政策，给我的处分倒重于她。同一个问题，采用截然相反的处理政策，让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我死也不接受。因为这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