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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元帅龙虎斗:林彪与贺龙恩怨史(图)

马德里时间:2015-7-1 14:32| 发布者: 佚名| |来自: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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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元帅龙虎斗:林彪与贺龙恩怨史(图)   林彪与贺龙同为十大元帅,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林彪曾借罗瑞卿事件打击贺龙,而文革更成为直接攻击贺龙的最佳手段。本文作者尹家民在其著作《红墙见证录:共和国 ...

中共元帅龙虎斗:林彪与贺龙恩怨史(图)

  林彪与贺龙同为十大元帅,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林彪曾借罗瑞卿事件打击贺龙,而文革更成为直接攻击贺龙的最佳手段。本文作者尹家民在其著作《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二)一书中,再现贺龙与共和国元帅共同革命、并肩战斗的经历,同时也披露贺龙与林彪结怨的内情。

  1964年,罗瑞卿张爱萍陪同林彪贺龙视察军校,左起贺龙、罗瑞卿、张爱萍、林彪

  贺龙这个人看上去粗疏一些,其实对重要事情还是很挂心的。他对林彪一直没有亲近感,不仅是情趣方面,就是思想路线方面也有些不和。到了1959年9月,彭德怀罢官,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他的感觉更明显了。

  四年前,也是9月,贺龙担任了军委常委,开始参与军队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那时,在彭德怀主持下,他和徐向前负责各特种兵的工作。1956年又分工由他主管海军工作。他是个好共事的人,与彭、徐工作很协调。现在,彭老总下台了,林彪主管军委工作。在当时全党“左”的思潮的影响下,贺龙从直觉上讨厌林彪提出的那一套东西,觉得他有点儿哗众取宠,但,那是得到毛泽东赞许的,是对是错,他一时也说不清楚的。多数情况下,他还是经常从自身的认识上找问题,使自己的思想努力跟上去。新军委成立之后,他是三位副主席之一,他的观念是:人在其位就要谋其事,他尽力要为军队多做些事情。他很想到部队去走走,调查研究一番。但是,不久,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这一年,他为国防工业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抽不出时间下部队去,直到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为了战胜全国性的严重经济困难,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年,实事求是年,他才实现了下部队调查的夙愿。

  东交民巷8号,曾住着三位元帅:贺龙、陈毅、罗荣桓。陈毅当外交部长以后,迁入中南海,就剩下贺、罗两位元帅为邻。贺龙是个爱热闹的人,性格豪爽,常常约了罗荣桓散步,聊天。加上罗荣桓的身体一直不好,有个像贺龙这样健谈的人和他做伴,也觉得高兴。两人交往多了,彼此知心。罗荣桓这个不好开玩笑的人,私下里也戏称贺龙为“龙头大哥”。贺龙许多有趣的经历和谈话常常使他开怀大笑。

  有时夏天去北戴河,这两家人也同坐一列车,在车上说说笑笑,热闹无比。孩子们更是如过节一般。罗点点在回忆录中描写到他们的同车旅行时,特别写到罗荣桓与贺龙两位长者,在孩子们的眼里:

  罗荣桓元帅是长辈中最慈祥的一位,他有宽广明亮的额头,一双和蔼安静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不易觉察的笑容像一阵阵清风掠过春日的原野,在他脸上时隐时现。他太不像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元帅,太像一个“好爷爷”了。连那种充满辣椒味的湖南话在他的嘴里都显得格外好听,以至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贺龙则永远威严,他的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唇上一撮与众不同的胡须,使他甚至永远是漂亮的。那时候,这些元帅伯伯们都喜欢带一种苏式的筒状羔皮帽,就像苏联电影里的夏伯阳、布琼尼戴的那种。同样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却是不同的效果。罗伯伯显得更一团和气,贺龙则更八面威风。

  在火车上吃饭,不分你我,十几个大人孩子共坐一桌,热闹非凡。长辈们往往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与我们吃一样的东西,但见我们这帮孩子对大鱼大肉尽情享受,羡慕得不行。罗伯伯实在耐不住,就趁人不备,在我们的盘子里夹起一筷往嘴里送,而林月琴妈妈更会手疾眼快地一把抓住,大喝:不许!林妈妈是罗帅的妻子,她出生在安徽金寨的穷苦人家,后来成了著名的女红军。这敬爱的老妈妈一辈子不改勤劳善良的天性。

  贺帅的妻子,学生出身的薛明阿姨对同样被勾起馋虫的贺龙则完全是另一种战术,她会柔声细语、不动声色地说:贺老总用不着我提醒,他自己知道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

  每当这种时候,两位老帅,一文一武,都只好偃旗息鼓,不战自退。我们的心里则充满对两位伯伯的同情。(参阅《红色家庭档案》,南海出版社)

  这两个孩子们眼中的善良的老将,却遇上了林彪的麻烦。

  罗荣桓1956年辞去总政主任,1960年再度复出以后,深感对部队情况生疏,尤其是在目前这种经济困难时期,指战员们的思想状况究竟如何。当他和贺龙谈起想下部队去了解情况时,与贺龙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两人商定,顺着京沪铁路南下,结伴而行。

  2月4日,火车离开北京不久,贺龙就来敲罗荣桓所住的车厢的门。罗荣桓一听外面的动静就知道是贺龙。两人不用言语就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有人摆上两杯清茶,他俩就一会儿看看外面的风景,一面就聊了起来。说是没有什么主题,谈着谈着就集中到一个问题上,那就是林彪提倡的所谓“立竿见影”。

  贺龙说,他觉得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什么都可以“立竿见影”的。比如,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一下子还学不懂,学不通,要反反复复地学,怎么能“立竿见影”呢?再如,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字数虽然不多,却内容深奥,是革命战争长期实践的结晶,要掌握它,运用它,并非易事,很难“立竿见影”。罗荣桓是个“政治元帅”,贺龙摆出这些问题,想听听罗荣桓的看法。

  罗荣桓并不同意林彪的所谓“三十字方针”。不久前在一次会议上他就谈过这个看法。但这次他没有正面回答贺龙的问题,而是说:“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要是你们俩口子吵了架,有了矛盾,也能到《毛选》里找答案?”

  贺龙听得哈哈大笑,连说有理,有理。

  车到浦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副政治委员肖望东过江来迎接两位元帅。那时,南京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要一节一节地运上轮渡,摆渡时间很长,要一个多小时。两位元帅就在轮渡上听许世友和肖望东汇报。

  许世友是个炮筒子,不管是谁他都敢说话,有时还要骂上几句。他对两位元帅说:“现在部队干部每人每月只能吃到31斤粮,一天一斤,又没有肉吃,油水很少。团以下干部年纪轻,要带领部队跋山涉水,搞训练,体力已普遍下降。”

  罗荣桓问:“干部战士情绪怎么样?”

  许世友说:“大家情绪倒很好,没有听到什么怨言。”

  “没有怨言?”贺龙拔出嘴里的大烟斗,这是个简单的道理:连肚子都吃不饱,情绪会很好?胡闹!许世友不敢说吧。他对许世友说:“这个问题可要注意啊!军队是国家的命根子。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嘛!过去我们靠军队打天下,今天还要靠它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干部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可不能把他们的身体搞垮了噢!”

  罗荣桓对此颇有同感。但他说的更有概括性:“贺老总说得对。你们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这可能是一个全军带普遍性的问题,要很快解决。我们的干部是很好的,他们懂得体谅国家的困难,越是这样,我们做领导的越要关心他们。”

  许世友他们都觉得两位元帅说得对。

  贺龙脑子里就一直装着这个问题。一到南京,他便同罗荣桓专程到一个警卫部队的连队里去视察,看看连队的情况到底怎样。一到连里,他们就跑到伙房,然后又到猪圈、菜地兜了一圈,碰到干部、战士就拉住他们,问连里的伙食怎样,生产怎样。他们巡视的结果和战士们说的一样,这个连队的伙食搞得不错。两位老帅心里平坦了许多。后来他们又问起那时的热门话题: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

  罗荣桓问连队干部:“林副主席最近提出‘带着问题学’,你们怎么理解?”

  这下可难住指导员。想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支委会开了几次会,但我们水平低,研究来研究去也不知道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贺龙性子挺急,朝连里干部挥挥手,说:“上面是那么讲的,你们下面学习的时候,要灵活运用嘛!”

  罗荣桓也觉得这个问题需要纠正,直言不讳地说:“要认真学习,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至于‘见影’不‘见影’,究竟何时‘见影’,那是学习以后的成效问题,先不要考虑。”

  显然,这两位元帅不相信林彪搞的那一套东西真的那样神通。

  2月7日,两位元帅到上海的第二天,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方中铎,空军驻沪部队政委江腾蛟前来看望他们。

  方中铎在汇报中说:有些战士的家乡遭了灾,乡亲们挨饿;有的社队干部作风不好。探家回来,有些怪话。有人说这是反对“三面红旗”。他们借用地方的做法,把战士划为三类。这些战士被划为落后分子。

  罗荣桓当即指出:“在战士中不能划类!把战士划为落后分子,没有好处嘛!副作用大。”

  贺龙坐得久了,起来活动一下,接着罗荣桓的话头说:“对嘛,可不能因为说了几句怪话,就说人家是落后分子。现在说几句,可能以后说得还要多些,因为现在才2月份。南方5月,小麦登场;北方到7月,小麦才登场,困难还在后头呢!”

  罗荣桓说:“怪说说得多的,往往是阶级出身好的。他们没顾忌,敢说话,‘怪话’就可能多一点。有些中农出身的,比较谨慎,有顾虑,往往不多说,不敢说,并不等于没有意见。不要因为战士说些怪话就说成是落后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

  “是啊,帽子可是不能随便戴的。”贺龙在室内踱了几步,坐下来说:“帽子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戴得不好就不舒服。我们不能太伤感情,要尊重战士的自尊心。一定要强调说服教育,不要压服。逼得太厉害了,就会铤而走险。”

  罗荣桓又说:“贺总说得对,要把战士当自己的亲兄弟,做到战士心里有话,都愿意向指导员说。如果战士有话,闷在心里,不敢或不愿同指导员讲,我们的工作就落后了。现在,国家还有困难,粮食不够吃,吃不到肉,菜也很少。战士们天天训练那样辛苦,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怎么还能喊他们是落后分子呢!”

  当时因参加汇报的人多,又有当场记录的,所以今天能知之较详。后来,总政治部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向各单位打招呼:在文件、报纸上,取消“落后分子”的称呼,必要时,可相对于“先进”改用“后进”的提法。

  中国的将领有个好的传统,就是容易接近最普通的群众,对他们的呼声也能听得进去。有时身边的人说什么,他们都愿找群众核实。方中铎汇报中说,现在有些老百姓常来偷连队种的蔬菜,使连队头痛。

  贺龙说:“你们可以学习北京军区一个部队的方法:同公社联系好,把老百姓找来,开了一个会,同他们讲清道理,以后他们就不来了。部队种的菜多,就应该主动送给老百姓一些。军民鱼水情。在困难时期,军队要想办法帮助老百姓。老百姓现在吃不饱,我们看着不管,就不能称得上人民的军队。过去打胜仗还不是靠老百姓帮助,现在军队节省一点,帮助老百姓是应该的。你们这些将校,不要做了官,住了大房子,就忘本。”

  贺龙说得很认真。过去打仗的时候,他都要求部队秋毫无犯,和平时期,久住城里,他很看不起那些当了官忘了本的人,说话时常常流露。

  农历腊月二十八,两位元帅来到福州。除夕之夜,他们把福州军区领导请到宾馆,一方面春节同乐,一方面了解一下海防情况。说着说着,和谐的气氛被一位领导干部的发言冲淡了。他说有的地方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一百来人去抢粮。

  贺龙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这是群众发动得不好,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嘛!这一百来人难道都是地富反坏?不会的。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群众发动得好,个把坏人鼓动闹事,群众自己就会把他搞出来的。”

  罗荣桓也说:“是啊,抢粮事件的发生,恐怕主要是人民生活没有安排好。安排好了,坏分子煽动闹事就煽动不起来,所以,这几个月,安排好人民生活是件大事。”

  看来部队、部队与当地居民都有些问题需要细心了解,帮助解决。春节刚过,两位元帅就去了莆田、泉州、厦门,后来又去了江西、湖南两省。

  不知不觉,一个半月过去了,这对两位元帅的同行在外是难得的。这一路,他们都感到在这紧勒裤带的困难岁月,保持部队的稳定是最重要的。干部战士吃不饱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不能回避,也不能靠几句空洞的打气话能解决的,对战士“划类”、扣帽子的做法是有害的。毛主席著作要学习,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能老搞轰轰烈烈的花架子。因此这年10月,贺龙在看了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培善的调查报告后,写信给他说:“我们的军队不同于任何其他军队,它不能靠强迫命令,而是靠政治工作。”在这封信里,他没有像当时流行的一些文件那样,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活学活用”,而是只讲扎扎实实做好基层支部的工作。

  1962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广州会议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林彪便一直称病,不参加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他常常不出席。林彪在大权在握时称病不出,究竟是身体原因还是另有打算不得而知。从贺、聂两位元帅的角度看也难办。他们要担负军委最沉重的工作,可名义上他们仍是军委副主席,中央并没有赋予他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任务。于是,凡事经过军委常委讨论,做出决定后,还得向林彪报告。他们知道林彪这个人难处,又十分敏感,稍有不慎,便会产生某种芥蒂。

  可1962年又偏偏是个多事的年代。国内的经济困难尚未过去,党内“左”的指导思想不仅没有扭转,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左”成了一面指挥一切的大旗。而此时国际上反华浪潮风云激荡;东南沿海地区局势紧张;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这一切都需要军委定笃,事情又多又急。可是聂、贺两个副主席每走一步,除了要请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外,同时也要向在外地“疗养”的林彪报告。而林彪永远是那副你急我不急的样子,常常是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将他自己的想法隐藏得很深,于是他们又回头请示毛泽东,一切由毛泽东决定。

  1963年5月初,叶群根据林彪的意见,突然从外地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说:“林彪同志身体还是不好,现在主要是养病,不能过多地考虑工作,请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和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军委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主席、中央决定。”

  林彪是自己从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位置退下来的。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新疆的几个问题,据参加会议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说:会议到最后,毛主席提出,林彪的身体不好,实际上主持不了军委日常工作,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同意。

  这样,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责任落到了贺龙身上。

  林彪着实又不痛快起来。按他的意思是最好位子他占着,工作别人做着;他想干时干一下,不想干时就不干。尤其是贺龙,他一直就不喜欢他。这样一来,自己不但被排斥在军委领导之外,而且自己的位置可能要一直被贺龙顶替下去,他开始更加密切地观察毛泽东的思想倾向,并以此衡量贺龙主持的军委做事的尺寸,从中挑刺。

  以后便发生了否定“大比武”的事,首先将“倒”向贺龙一边的罗瑞卿置于死地,遇上“文化大革命”的火候,他又开始收拾贺龙了。

  1965年11月间,69岁的贺龙在出席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后,刚回到北京,就听说军委直属机关正在对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开始批判。他不知道肖向荣犯了什么错误,但这是林彪的指示,想必是有原因的吧,他不便过问。那时节,经常有人会遭到批判。

  贺龙不想过问,但却躲不开。11月底,批判肖向荣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会议的主持者、总参谋部的一位负责人特地跑到贺龙住所。

  他对贺龙说:“贺总,现在军委直属机关正在批判肖向荣。他的性质是敌我矛盾。肖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感到诧异,便问道:“你们的根据是什么?”

  这位负责人说:“有一次,一个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瑞卿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看战争片,怕见流血,他还是个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是暗指林总的,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

  贺龙觉得有些牵强附会,便问:“还有别的根据吗?”

  “没有了。”

  贺龙按照自己的思路,对那位负责人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瑞卿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对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再往那方面去想了。”

  总参谋部的这位负责人没说什么就告辞了。

  贺龙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沉思了很长一段时间。早先不说,作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贺龙是很熟悉的。他觉得不但自己熟悉,林彪与罗瑞卿可能更熟,长征时他们都是一方面军的,抗日时都在军政大学。罗瑞卿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忠心耿耿,虽然他的职务也不小,可毛主席每次外出,他都像个“大警卫员”似的跟着,忙前忙后,他怎么可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总呢?贺龙想不出个头绪。那个时候,没有头绪的事情也太多,人们只能“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善良的人们经常要强迫自己去适应形势。

  不几天,那位负责人又来找贺龙,而且坐下来就哭。

  贺龙打了一辈子仗,见得惯血却见不得泪,见了大男人哭,尤其是一位将军,心里就有些烦:“哭什么嘛!有什么事你就说。”

  “贺总,还是上次那件事。”

  “怎么啦?”贺龙问。

  “马上要出会议简报。简报里还要写上肖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脸上大变,眉头一拧,叫嚷起来:“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上面想吗?”

  那位负责人低着头,声音里透出无奈:“那不解决问题。贺总,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

  贺龙真有些火了,这哪是可以担保的事?不过他还是说:“我可以担任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

  那人还在追问:“贺总,你这话能不能传达?”

  贺龙最烦的就是罗里啰嗦,不明不白,干脆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可以传达。”

  八天以后,贺龙接到通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他前去参加。

  按照惯例,通知开会的同时要告知会议内容,与会者可以事先有所准备。但这次有些反常,除了开会日期,什么也没有告诉。贺龙有些纳闷。他想起中央最后发出过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通知,是不是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他让秘书带上作战地图,以备万一。

  到了上海,贺龙才被告知,会议是“要解决罗瑞卿问题”。同时,给他们一包材料,其中有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的提纲,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上说:“有重要事情需要向主席报告,先由叶群前去送材料和作口头报告。”贺龙着实吃了一惊,这才感到此次会议非同寻常,而且,很快联想到自己保罗瑞卿的事。他想可能会有麻烦。

  他的住处被安排在兴国路1号的一座平房里,和刘少奇住得很近。晚上,李井泉来看他,恰巧刘少奇、王光美顺道来访。

  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应当事先知道的吧?”

  贺龙摇摇头:“我也是刚刚知道。”

  刘少奇甚感奇怪,又问李井泉:“你呢?事先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李井泉回答。

  李井泉一说,大家都觉出事情不一般,沉默起来。刘少奇吸着烟,自言自语道:“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大家又是一声唉声叹气。

  第二天开会,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竟成了这次会议的主角,据她讲是代表林彪来揭发罗瑞卿“罪状”的。

  贺龙对叶群的发言很反感。开会回来,他就对薛明说:“今天,叶群一个人在会上就讲了好几个钟头,中间还不断插话。”

  薛明知道“老总”一般不在家里谈“公事”,这次主动说起,便好奇地问:“她说什么?”

  “说了罗瑞卿好多坏话,有的离奇得很。叶群说,罗瑞卿要取代林总当国防部长。罗瑞卿会做得出来吗?不,不会的。我看叶群的话是靠不住的。”

  薛明叹口气说:“叶群这个人,唉!”

  “这都是搞些什么事啊!”贺龙愤愤不平。他为罗瑞卿不平。

  谁知,会议的第四天傍晚,叶群突然来到兴国路,拜访薛明。她们是老熟人了。叶群对薛明说:“林总很关心贺总,让我来代他问好。”

  薛明赶紧起身相迎:“不敢当啊,请代我们向林总问好。”

  彼此闲谈了一会儿,叶群客气地告退。

  出于礼貌,过了一天,薛明前往林彪住处回访。

  叶群像往常一样,很是热情,套着近乎。她告诉薛明:“1965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那篇文章,是林总决定用贺总的名义发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林总考虑,贺总在群众中威望高,特别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

  叶群津津乐道,并以自责的口吻说:“过去我多年不到你们家里去,是因为怕贺总骂我。薛明,说真的,我摸不透贺总的脾气。”

  薛明被叶群这一套东拉西扯的话弄糊涂了,不知她心存何意,脑子里琢磨着,嘴里就应付着:“你是贵人,太忙了。”

  闲谈了一会儿,叶群突然说:“过去你说了我那么多坏话,只要以后不说了,我也就既往不咎了。”

  薛明一怔,知道叶群打的什么主意了。

  那还是1942年延安整风时,贺龙去部队视察工作,林彪也去了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薛明曾找叶群谈南京的事。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叶群在南京国民党控制的电台当过广播员。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时候,又与国民党的一个教官关系暧昧。她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演讲比赛,又为国民党CC派办的壁报供稿。从一个人的生活之路来看,当时,叶群年纪很轻,本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无需向组织隐瞒,讲清楚也就可以了。这些事,当时随平津学生赴南京请愿的薛明都知道。延安整风时,要进行干部审查。出于对叶群的关心,薛明动员叶群向组织上讲清楚,以免不必要的麻烦。薛明将这个意思对叶群说过之后,叶群承认在南京讲演,内容是三民主义,并说过“只有蒋介石才是我们唯一的领袖”之类的话。但薛明要她自己去向组织上作交代时,她当场耍赖,又哭又闹,满地打滚,说薛明是要趁林彪不在害她。薛明被叶群一闹,没了主意,就把她拉到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那里去了。叶群说的“坏话”,就是指的这件事。

  薛明对叶群翻出老账,心里很不高兴,就说:“过去的事,你我都清楚。”

  叶群眼睛盯着薛明,盼着她说些同情的话,可薛明依然如故,心里老大不快。

  过了两天,叶群又来找薛明,对她说:“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的弟弟是军统特务,这样的情况,你们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就说不清了。”

  薛明向她解释说:“文件是总政一位负责同志让我给她看的。”

  叶群把脸一板说:“我这是关心你和贺总。”

  贺龙对叶群的主动登门有些警惕,他预感这里面包藏什么祸心。他对薛明说:“不能小看了叶群的来访啊!叶群说以前的事情她不记恨,难道她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她真的不记恨,还会这样念念不忘?”

  薛明面前也罩上了一层阴影,她想不出叶群还会搞什么名堂。

  贺龙自然想得更远一些:“叶群来访不是来问好的,这次会议也不那么简单,整一整罗长子。我看还有更大的目的呢!”

  上海会议开了七天。8月15日结束。这一天,林彪召集了一个军委常委会议,罢免了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林彪似乎“病”已痊愈,要来重整河山了。

  林彪复出,罗瑞卿罢官,自己交权,层层浓雾遮掩在他的心头。若干次党内斗争的事实告诉他,这决不是一个好兆头,很可能已经有一张无形的大网朝自己撒过来。他知道,如果真有其事,他无法逃避,无法躲藏。参加革命以来,打仗,对付多么顽固的敌人,他都有办法;可是,所谓“政治斗争”,他永远都是被动的,永远搞不透。想到这些,他心里一片惆怅。按以往的经验,工作是最好的安眠药,只要努力工作会忘掉一切烦恼。他想起不久前毛泽东曾让他去看看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得怎样。这件事还没有做,不如先去完成它。他让薛明独自返回北京,自己先到广州,放松一下被搞得焦躁不安的心绪,而后,独自去了四川。

  等他回到北京,已是1966年春末夏初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林彪已经念着“政变”经走上前台。林彪搞倒贺龙的初衷没有变,而且心情更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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